第二十二章 历史的脚步

    宋景炎三年四月底，出使占城的刘黼、夏士林返回了琼州。他们费了不少唇舌总算为行朝弄到了部分急需的粮食，这大大缓解了岛上的粮食危机，也让为此一直焦虑不安的陆秀夫松了一口气。

    刘黼、夏士林在占城见到了陈宜中，并且陈宜中在粮食的问题上还帮他们和占城国主进行了交涉。但陈宜中没有跟他们回来，只是说还要为朝廷住占城进行商议。

    行朝的众人对此议论纷纷，但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此期间和文天祥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交谈。

    后世研究宋帝国历史的学者一致公认，帝国历史中最难以明了的是景炎年间的历史，而景炎年间的历史中，最迷雾重重的又是行朝在海上和琼州的经历。

    由于帝国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是从简，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记录，都很简略。比如像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谈话，在史书上只有寥寥的“帝问对于宋瑞”这六个字。

    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帝国核心的几个重臣对于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以后竟然也少有留下只言片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就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会面，许多后世的学者根据文天祥的为人、其后的仕途轨迹、后来帝国政治的进程、以及一些其他大臣回忆中的蛛丝马迹猜测，正是在这次君臣会晤中，宋瑞对帝国君主所说的话，对帝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免不了猜测，但猜测永远不等于历史。

    对当时的东来说，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宋瑞在行朝的位置。

    如果让东评价宋末三杰的能力，那么在大局观上，宋瑞绝对会被他排在第一，因为史书上宋瑞的几件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宋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宋军于焦山再次大败后，文天祥勤王至临安，针对日益严重的帝国局势，上疏朝廷：

    “本朝惩五季之乱，削籓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他的意思如下：“帝国鉴于五代之乱，削藩镇，建州县，虽然足以纠正五代以来尾大不掉的弊病，但国家也因此而渐渐衰弱。所以敌人攻一州，一州陷落，到一县，一县被破。中原沦丧，令人悔恨不已。现应该在帝国境内分四镇，立都督在那里统领。以广西加湖南，设都督府于长沙，广东加江西立府于隆兴（南昌），福建加江东立府于番阳，淮西加淮东立府于扬州。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如此，帝国控制的地方将扩大，国力大大增强，足以抗敌。再约定时间共同向前，有进无退，不断地进攻，对方必定会迫于防守，疲于奔命，百姓中的豪杰再趁势而起，那么敌人是不难击退的。”

    在这篇上疏中，宋瑞不仅指出了帝国自建朝以来在军政上的缺憾，同时对时局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论其方案是否能够奏效，但这是当时整个帝国朝廷里唯一的关于时局的对策，而且它是富有进取心的对策。它充分显示了宋瑞的全局性眼光、以及敢于变革的勇气。

    可帝国的大臣们是如何认为的呢？“时议以为迂阔，不报。”

    当三个月后，也就是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兵破独松关（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临安直接处于元军的威胁之下，帝国朝廷上下大惧。而这个时候，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仅三四万人。宋瑞因此与张世杰私下商议，并再度针对局势提出一个方案：“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则命淮师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

    宋瑞认为，尽管目前形势危机，可淮东地区仍在坚守，福建、广东又都完整，如果能与敌死战，只要取得点胜利，两淮之兵再截敌后路，国事仍不是不可以挽救。

    不仅张世杰闻言大喜，宋瑞这个建议还得到了朝廷秘书监陈著的上疏支持。

    但当时的丞相陈宜中“白太后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议遂止。”随后将支持宋瑞的陈著赶出朝廷去了台州。

    再往后，当元军至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由他二人帅众背城一战。陈宜中又不许，“白太皇太后，遣人以传国玉玺至元军营洽降。”

    文天祥在帝国最危机时刻的几次谋划，说明他的总体能力是高于陆秀夫和张世杰的。

    不过宋瑞也不是没有缺陷，至少在实际的军事作战上，他存在很大的不足，说他无知并不算过分。比如他在江西，在没有进行细致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军，显然有些过于急切。这一点甚至是哪个在空坑牺牲自己，替他引开追兵的帝国宗室监军赵时赏，也曾说过。

    （“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

    这说明文天祥当时根本不懂具体的军事行动应如何进行。

    宋瑞同样还有其它的弱点。当他从被押往北方的途中逃回来后，他一见到陈宜中即指责其“当奉两宫与二王同奔，奈何弃其所重，宜中惭嘿，又数诮其怯懦，纪纲不立，权戚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

    檀公策就是三十六计。宋瑞不仅指责陈宜中做事不知轻重、懦弱、只知道弄权，并且损他：没想到老陈你还将“三十六计走为上”领悟的真好啊。结果“宜中不乐。”

    而见到张世杰后，宋瑞又问他带了多少兵出来，“世杰以所部对，天祥叹曰：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世杰亦不乐。”

    文天祥的正直的确令人敬佩，但在帝国如此危机的时刻，团结应该更重要，因此他被排挤出行朝也不是没有自身性格上的问题。

    当他毅然离开行朝，单独开府南剑州时，怕是他自己也认识到，他已很难和朝中众人再相处下去了。

    同时东也不认为陆秀夫做的不好。当端宗去世，“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郡？’乃与众共立卫王昺。”

    也就是如果不是陆秀夫，在端宗去世后，行朝就已经散了，根本不可能再立赵昺。

    而在立了赵昺之后，由于陈宜中始终从占城不回，“张世杰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述作，尽出其手，……”

    陆秀夫无疑是历史上行朝后期的中坚。

    在帝国朝政的主持上，东的确应该做个选择。

    虽然后世没有关于这次君臣对话内容的记载，但当时的东，在谈话的最后还是问出了最关键的一句：“文相，您愿意为朕去扫平胡虏吗？”

    自宋瑞到琼州以来，岛上所见已经令他和部下十分震惊。新军械不说了，在建的市镇、房屋、道路完全颠覆了他们过去的观念，而刘师勇和苏刘义的练军法更是闻所未闻。

    他注意到陆秀夫提到过的哪个陛下身边神秘道士，但更令他吃惊的是帝国君主。不像陆秀夫等人和陛下经常在一起，很多东西被忽视，宋瑞虽然见陛下的次数也不多，但帝国君主的变化，以他的聪明绝对能够感觉到。他有时候真的疑惑这还是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不太懂的小皇帝。

    可陛下看他的眼神，哪里面充满的信任无论如何是假不了的，这令他非常感动。甚至还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官家的年岁毕竟比以前大了。

    宋瑞很明白，陛下和他的这次面对，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朝廷权力架构的安排。现在的行朝，陆秀夫实际主理朝政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他是帝师。自己刚回朝廷，就立刻担任朝廷最高职位，这很容易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因此在朝廷职位的安排上，出现陆秀夫排到他前面的可能性非常大。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当帝国君主最终问话时，还是让他不得不认真地想了一下，因为这个问话不是没有其它含意。帝国的传统可是以文制武。

    空气中很平静，宋瑞终于答道：“臣愿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听了他的回话，帝国君主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很复杂。最后他叹息着说道：“委屈您了。”

    宋瑞心里一热，他认为这是陛下对他的安慰，但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两天后，太后和陛下颁布诏书，正式任命陆秀夫为行朝丞相，文天祥仍为枢密使。但奇怪的是，这份诏书没有按以前帝国的惯例，任命左右丞相，而且陆秀夫也没有像他的前任陈宜中那样，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几天后，前往爪哇的冉安国也返回了琼州，他同样不负使命为行朝弄到了急需的粮食，就此，帝国的粮食危机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时间进入到五月，杜浒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但他传递给行朝的第一份军情就是坏消息：北元新任的雷州总管蒙古特主动出击，张应科、王用帅军和他交战三次均不利，王用投降，张应科退守雷州海峡。

    皇宫内，陆秀夫、文天祥、杜浒、刘师勇、苏刘义五人在和陛下商议军情。

    刘师勇认为水军已堪一战，他有点迫不及待了，而苏刘义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和北兵一较高下。但东否决了他俩的主张：“我们的实力仍不足，还要忍。老师，文相，朕看应该将张应科军全部撤回琼州。北兵要是敢渡海，刘将军，在海上灭了他们更容易。你们看如何？”

    听了陛下的话，宋瑞和陆秀夫也认为，岛上火器制造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同时宋瑞所部刚刚上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而且对新军械不熟悉，主动出击的确不是时候。

    但当他们议论的时候，帝国君主的眼睛一直在看向屋外，看向远方，他看的是什么地方呢？

    广南东路的海边，几艘宋军的战船正沿着海岸探察。在领军的都统张达眼前出现了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岛屿，他问领路的当地渔民：“这是什么地方？”

    渔民回道：“军爷，这里叫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