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二六章 被撼动的基础（上）

    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吸引下，华夏从南到北掀起了一股移民潮。【】这股移民潮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算引人注目，但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涌向关外的人逐渐汹涌起来。而随着川康也宣布实行相同的政策之后，移民的方向分散了，但势头却更猛了。杨寰宇没想到这个政策如此受欢迎。

    但在东北的阎锡山第一个受不了了，按照东北十省黑龙江、兴安、合江、嫩江、松江、辽北、吉林、安东、辽宁、热河，目前可以耕种的土地只有七千万公顷。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容纳至少两亿人口，可原来的东北地区也不过两千多万人。突然膨胀的人口，不仅在粮食供应上让阎锡山压力骤增，在布匹、棉花，甚至食盐的供应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更不要说住房、农具、耕牛之类生产资料的分配供应了。北方冬天的寒冷，如果来的是齐鲁晋冀一带还好点，淮河流域、长江以南过来的人，是很难一下子适应的。阎锡山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军队，全部都致力于为这些移民修建临时住房，却依然无法满足这些移民的住房需求。实在不得已，阎锡山只好以政府出钱补贴的形式，号召在辖区里有住房的百姓，接收这些移民的临时住宿。如果，发生在户外冻死人这种事情，好好的一个善政，就要变成一个悲剧的制造者了。

    而且，安置下这些人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按照北方特区的惯例，在这些人安置下来后，根据人口的聚集密度，还要设立相应的各级中小学校、技工学校、医院、以及各级管理机构、商业机构，和警察局、税务所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教师、医生、护士等专业人才，而这也是个巨大的缺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要求北方特区，向其它地区分流这些蜂拥而来的移民。他这里已经是接受的极限了。可往那分？杨寰宇不由得想起早几年进疆平叛时，他向段祺瑞提出在新疆地区广建学校时，段祺瑞、徐树铮看他的那个眼神。

    察哈尔和绥远虽然也有不少耕地，但多数地方都是草原。两世为人的他，自然知道这些草原的重要性。在辽北和热河虽然他下令把许多草原变成了耕地，但他知道，察哈尔和绥远北部，以及再往北的蒙区都不能再这样干。这些地区的草原一旦毁去，即便开发出了耕地，也是不会长久的。前世蒙区这边，国家为了治沙，花掉的钱远比当时把草原变成耕地得到的那点收益要多得多。

    而且，再往北，冬季寒冷的天气明显增多，也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真不如依旧做为牧区要划算。可这些移民的到来，又不能不管。虽然可以下令在榆关控制关内移民出关，可杨寰宇这个命令是真的没法下。人家冲着他颁布的法令而来，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对北方特区政府的信任。加上人口基数少，也一直就是他杨寰宇的心病，现在人来了，他能不管吗？

    为此，杨寰宇第一次召集了北方特区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席会议来商讨这个问题的解决。包括新加入的成都警备区司令刘湘在内的几乎所有军政主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在杨寰宇心里，是期望川康这边，能分担掉大部分安置的压力。其次是徐庭瑶的乌鲁木齐警备司令部的辖区，对那里，杨寰宇一直都存在着改变那里不同民族人口比例的想法。或许，现在这样的大规模移民，能使那里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至于后续的跟进，只能慢慢来了。

    按照川康耕地七百万公顷，新疆耕地五百万公顷，甘肃耕地五百万公顷，加上绥远察哈尔的大约七百万公顷耕地的预计来说，这几个地方的耕地面积相加，应该能与东北十省的耕地面积持平。也就是说，可以从东北地区，分出大约三分之一的移民，前往这几个地区。

    以目前北方特区占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吸引大约一点五亿人口到北方特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在于北方特区的配套跟不上。从原来的五千万人口基数，加上川康新近加入后增加的四千万人，总的人口要从原来的不到一亿，突然扩张到华夏人口的近一半，各种物资的供应，各种专业人才的缺口，显然就成了大问题。这是杨寰宇事先没考虑到的。他还是低估了土地对华夏百姓吸引力。

    在北方特区在为突然暴涨的人口问题商讨对策的时候，南京政府也在为人口流失商讨对策。北方特区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南京政府。辖区里，虽然地主和自耕农受这一政策的影响不大，可雇农的大量流失，对辖区的农业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有地没人种，眼看着土地的荒芜，显然也是让人难以接受。一时间，在农村，大量的土地被出售，问津者却不多。一个五口之家，能种三十亩地，已经是极限。买来土地放荒，这种事肯定也是没人会做。

    这似乎是在逼迫着南京政府也向北方特区政府看齐，在南方各省推行类似的政策。从内心来说，不管是总统胡汉民还是政府总理汪兆铭，抑或是掌控军权的蒋志清，他们对这个政策都没什么抵触。因为从他们的领袖孙文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里，平均地权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是孙文虽然提出了口号，却没拿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孙文创建gmd的时候，他的支持者里，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和由地主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对待这些人，gmd是无法拿出强硬措施来搞什么平均地权的。如果那样做了，对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们来说，无疑是gmd的过河拆桥。丧失了这些支持者，无疑会动摇gmd的统治基础。前世的蒋志清转去台湾以后，之所以可以顺利的把“耕者有其田”政策实施下去，与当时台湾的那些地主和民族资本家与gmd之间没什么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可在大陆他就无法这么做，因为他依靠的江浙财团，是他无法翻脸动手的，加上政府军队里的高官们与地方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想要实行平均地权的他来说，阻力之大，风险之高，都是他无法承受的，这才注定了他的失败。

    做为理论家，孙文无疑是很出色的，他的“三民主义”里，除了民族自决权这一条，杨寰宇也打心底里认可。但作为执政者，孙文却是个失败者。用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来描述他，绝对是再恰当不过。这也是杨寰宇始终瞧不起孙文的根本原因。孙文提出了近乎完美的理论，却拿不出具体实现的办法，甚至在他的执政生涯里，所作所为与他的理论往往背道而驰。他提倡民主，却让党员宣誓对他个人效忠，不容有任何反对他的意见，组建党军实行独裁。他嘴上说关注民生，却让他的治下，民怨载道，以致死后，民众自发签名，拒绝他归葬家乡。

    现在，当南京政府开会讨论起这个怎样搞平均地权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事他们眼下没法搞。可北方特区的搞法，他们又无法仿照，因为南京政府没钱。虽然眼下华夏的关税大部分进了南京政府的口袋，但这些收入还不够军费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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