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万户萧疏鬼唱歌

    　　韩城开发区是西北边防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物。

    　　后来的诸夏国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西北边防区战前的工业化进程时，都用长篇大论对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后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主导的第一个与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探讨。当时世界上只有西北边防区推出了五年计划，红色露西亚是在1927年12月才开始制订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西北边防区责成西北开发设计委员会迅速完成该计划，该委员会不辱使命，于1928年初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呈交了计划，并得到了批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有关经济建设的指导性计划，虽然说是指导性，但是相当详细可行，其中列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在1927年到1931年的计划期间都得到了完成。由于一五计划成功地帮助西北人民度过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并为西北工业化打下了基础，1932年开始，西北又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把重点放在了大建交通基础设施、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和备灾粮仓、大举勘探与开发矿产资源、设立开发区大规模招商引资建设基础工业这四大措施上，强调以粮为纲，抓纲治区。

    　　一五计划期间，是我穿越后的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对于民国十七年到民国十九年的西北大旱灾，我有前世的记忆，在银河系地球的民国历史上是这么写的：

    　　旱灾作为西北地区最主要、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往往使民众损失惨重。1929年陕西、甘肃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广泛，甘肃受灾53个县中，全县受灾的为36个，占到一半以上;其余17个县中，有15个县受灾范围在60%以上，只有酒泉和成县受灾范围稍微小一些，分别占全县面积的15%和35%。

    　　陕西灾情也相当严重。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rou的惨剧也相继发生！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在那场饥荒中，陕西省出逃灾民和被卖出妇女、儿童的总数，累计达78万余人。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8元之间，凤翔岐山一带已涨至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于右任曾向国民党中央陈情陕西灾民的惨状，“省府新调查人口，统计每县约损失十之四，乡间房屋约损失十之六，树木约损失十之七，农村不特破产，无人烟者比比皆是，乡间学校完全毁坏，不入城市，不见学生。杨部师长冯钦哉、孙蔚如语我，部队入陕后，西路扶风、武功一带籍贯之兵士，以久役于外，请假回家省视，归后，不特不见父母，不见妻子，而且不见房屋，不见邻里者，不可胜计，多痛哭而返。此真天下之惨闻也。”南京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更是把正在遭受灾害的西北描绘得如人间地狱:“吾人甫入陕境，即觉凄惨阴森，一篇死气，接入眼帘者，非鸠形鹄面之灾黎，即纵横狼藉之死尸，触于耳鼓者，非啼饥号寒之哭声，即*待毙之哀鸣，行于乡则数十里不见人烟，鸡犬之声无闻，人于市唯见断垣残壁与瓦砾荒墟而已。盖过岁以来，富有者大都破产，中等之家，类多沦为乞丐，贫寒者量已死亡殆尽矣。东西道上，扶老携幼迁徙逃生者，络绎不绝，妇孺之被卖出境者多如过江之鲫。多已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求生不得转速求死，坠井投崖，不一而足，甚有隐药于食，毒毙全家者。以故死亡速率，日益加剧。所谓万人坑者，每县必设，积无数饿殍，弃置而纳于一坑，并裹尸之席亦无之。”甘肃境内“人民求食不得，甚至以人rou充饥。定西县竟有子食其母者，为空前未闻之惨闻。”灾害惨状可见一斑。据大公报记载:“道上有饿毙者甫行仆地，即被人碎割，血rou狼藉，甚至刨墓掘尸，割裂烹食。”“初则偷窃死尸，继则公然脔割，终则以婴儿、妇女的腿臂作腊rou，家居供食品，外出作干粮。各处税局翻检行客，常有人腿包裹其中。”

    　　随便摘取当时民国报章实录

    　　郿县之井沟村，有郭氏夫妇二人，因绝食日久，无法生活。适正月望后，有逃难出山者3人行抵该村，饥疲已甚。一人进郭家乞食，余皆在外等候。逾时不返，2人进入室内窥看，此人竟被郭氏夫妇缚于柱上，手由塞口吧刀斫伤头部，血流如注。两臂之rou，已割煮中。2人视之骇走，即狂奔槐芽镇向驻军报告。随即派队将郭氏夫妇拿回审问，该犯直言不讳云：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3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又该县王村有杨姓者，亦因饥饿难忍，竟将一饿至奄奄待毙之人杀而食之。

    　　《大公报》1929.4.9.

    　　陕西亦有烹食儿童之事。故各县儿童不敢出户，防被人劫去烹食。

    　　《申报》1929.4.28.

    　　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季以来，恒以人rou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rou，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大公报》1929.5.5.

    　　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12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

    　　《大公报》1929.5.5.

    　　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藉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2000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5.5.5.

    　　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隅日必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务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本有烟户60余家，现在绝户已10余家。房已拆完，死亡40余口；活埋妻者10余人；逃亡在外都20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48户，现在仅剩8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10元。

    　　《大公报》1929.5.6.

    　　救命！快请救命！陕西省城一隅，每晚至少饿死25人；重灾县城甚于省城者有46县，灾情重大如活地狱。

    　　《申报》1929.5.8.

    　　饿毙之数，至足惊人。岐山一县，即饿毙近4万人。据红会报告，至本年5月间，陕人饿死者，已达40万人。

    　　《大公报》192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