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南风喃之三

    　　神通广大的西北开发总公司居然帮助呼延英良把火车上托运的两辆汽车在苏州卸了下来，呼延英良想起了在汇中饭店上有一面之交的陈纳德，就把他捎带上，连夜赶往南京。事实证明连夜赶路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从第二天起，上海到南京的公路上就挤满了逃离上海的平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历程，陈纳德终于在12日下午赶到了南京，他惊喜地发现，刚成立的中央空军与西北陆航空中作战联合指挥部（简称中西空战联指或者中西空指）已经是三缺一，就等他了。总指挥周至柔将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将军、参谋长柳随吾上校都焦急地等着他陈纳德总顾问靓丽登场。

    　　中央空军的指挥一直是由航空委员会负责的。说起航空委员会，因为大量军费开支和装备采购，是油水十足的机构，自然也是有名的烂账一笔。

    　　航空委员会的前身是军政部航空署。中央航校成立以前，航空署几乎只有一块招牌，几架残缺破旧的飞机和七拼八凑的一些已停止飞行的航空员。署长先是黄秉衡，后是葛敬恩。在葛敬恩之后，徐培根接任航空署署长一职，徐培根是浙江象山人，曾担任过陆军大学教育长，去德国和意大利考察航空军事，回来后自然竭力鼓吹学习意大利的一切，并发扬与时俱进的吹牛拍马精神，把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怎样崇敬中国的“领袖”吹得绘声绘色，使得许多“领袖的忠实信徒”情绪激昂。对此种种，常凯申自然得意洋洋，于是航空署扩大为航空委员会，会址也由杭州迁到南昌。徐培根仍是航委主持人。

    　　正在航空界的意大利迷们“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江西传来：南昌的航空委员会被一炬大火烧得精光！法西斯领袖的嫡传生徒徐培根被国民政府领袖常凯申关到牢里去了！消息所至，顷刻鼎沸。

    　　这次航委内部上下左右同时起火的情景，据说是常凯申的“行营”亲眼看见的。航委的经理部分烧得最为彻底，所有帐册、单据全部烧光。因而有人向常凯申明言：徐培根亏空公款，他的裙带庶务老爷贪污舞弊，无法弥缝，才用定时*纵火的。但没有人证物证，案件一再延搁，终未定谳。果然，一年之后，忽然镜头变换，说是航空委员会的大纵火案“真相大白”了。据称一个勤务兵“投案自首”，报告失火原因是他曾经用擦洗过飞机的汽袖代替水洗刷了所有房间的地板，一处失火立即蔓延全部云云。徐培根要恢复自由“为国效劳”了。继徐培根之后，由粤系的陈庆云接任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

    　　1936年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和航空委员会都迁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扩大的任务落到航校校长周至柔的头上。

    　　常凯申鉴于两广军阀反对他的空气仍然浓重，就把周至柔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把航校校长畀予两广系的黄光锐，实施其怀柔政策，航校的实权则cao在副校长蒋坚忍的手里。周至柔兴致勃勃来到南京，一开头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难题。常凯申在叫他草拟航空委员会改组方案时，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会只是虚名，没有一个委员，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以下的编制、人事归周至柔草拟。周至柔考虑到秘书长虽然只应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长；但这个秘书长却是“天字第一号的夫人”，决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拟上去的组织系统是：委员长高于秘书长高于主任。可是常凯申一派公事公办的样子，亲自用红铅笔把“秘书长”的地位钩到“主任”下面，说秘书长应该是主任以下的秘书长。当然了，周至柔少将很识相，决不把委员长的客气当成福气，一般情况下都小心伺候着委员长夫人。

    　　组织编制核定后，常凯申自定为空军中将（中国特色：陆军特级上将兼空军中将），宋美龄为少将秘书，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周至柔虽然一直很注意搞好与蒋宋美龄的关系，可是后来在一些公事上，还是与宋秘书长有些矛盾。

    　　常凯申在三十年代初开始建设空军后，由于美国人不愿意协助他打内战，就偏向意大利取得建设空军的支持。以总顾问劳地少将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初到中国时，仿佛有意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传作证明，确实曾经迷惑过不少人。从欢迎宴上回来的空军高级人员，纷纷谈论对意大利顾问的好印象。说他们服装整齐，举止严肃；宴会一开始就先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宴席散时还齐声高呼“万岁”；坐立之际，一听到提及中国的“领袖”，马上挺腰肃立，表示敬意。不特如此，这个顾问团来华时，还带来墨索里尼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一架“卡帕罗尼”号巨型座机。凡此种种，与一向藐视中国的美国顾问团相比较，真使许多空军人员大为感奋。于是蒋介石又派了一批飞行科和机械科的毕业生去意大利留学。据说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费用，还一个个亲自接见把亮闪闪的勋章佩带在中国学生的胸襟上，使这些中国学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勋章为憾事(国际上的礼节是，没有在本国受过勋的人，不能佩带外国的勋章)。

    　　但很快，意大利顾问团也暴露了真实面目，他们是一伙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谓墨索里尼赠给蒋介石的“卡帕罗尼”号飞机一经试飞，方知是一架陈旧落后、性能很差的木制家伙。飞行人员谁也不愿意驾驶它，怕出危险，蒋介石更没有乘坐过一次。更有甚者，他们与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狼狈为jian，试图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西安事变”前夕，意大利顾问团(此时的总顾问为史卡隆尼)，以策划“对日作战”为借口，向宋美龄提出要航空委员会给他们一系列关于中国空军军备的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的图表，全国飞机数量、性能、种类和装配表，飞行人员姓名、职级的统计表，以及贮藏弹药、器材数量的统计表等等。对于这种企图，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险谲，但一向迷恋于意大利帅哥顾问团的蒋宋美龄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吩咐周至柔照办。在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违背宋美龄的旨意，由此导致了他与宋美龄矛盾的表面化。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应交各处科汇集整理，暗地里却用极机密“即刻到”的电报向在洛阳的蒋介石报告，说这是关系国防的极机密件，不能轻易予人；现在秘书长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否应当照办，请“委员长”立即回电示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至柔这一做法是有较强的国家利益意识的。同时，他明知蒋介石与宋美龄“同床不出两种人”，但为日后免得承担严重的责任，以此“将一军”，一则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二则蒋介石纵然内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难于措词的。这一手确实玩得高明。果然，秘书周鸣湘在无线电机旁等候了几小时后，回电来了.蒋介石的电文很简单，只有“婉词延宕可也”六个字。怎么“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说各处科还没整理出来，宋美龄到底还是知道了这出把戏，就借鸡骂狗，大骂幕僚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