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南风喃之一
就在陈纳德参加的茶话会召开的同时，中外记者们正围着上海市长俞鸿钧了解8月9日虹桥机场枪击事件的案情。联合调查组刚在下午六点从案发地点返回市区，来自中日美英法的职业侦探们都参与了调查。 俞鸿钧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有着大额头和高颧骨，他今年三十九岁，是刘越石圣约翰大学的学弟，在学校就以文笔出色而著名，成为校刊的主编。后来基本上在上海市政府一路工作下来，都是文宣与财政方面的主官。在事件爆发的时候，他刚上任上海市长两个星期。但是外国记者们却很喜欢这位新来者，他身材矮小，反应机敏，能用英语交流，是这个国际都市与世界交流的理想喉舌。可是在今天，记者们注定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俞鸿钧只是竭力呼吁中日双方冷静对待，防止形势恶化。 他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他和身后几百万上海市民面对的局面糟透了。 一口气一位上海市民后来写道：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从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鸿钧带了十六名亲信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油印的新闻稿，俞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这次日本海军策划的大山勇夫冲击虹桥机场被击毙的事件，把俞鸿钧更是逼到了墙角里。大山勇夫根本就是去找死的，他和斋藤驾驶汽车冲击钟松独立旅守卫的虹桥机场，逼卫兵开火击毙了他们。事件发生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却草率从事，命令中国士兵连夜把被击毙的日军尸体移至被击坏的日军车旁，然后把一个死刑犯（名叫史景哲，也有资料称叫时景哲）提出监狱换上宪兵的服装，枪毙在机场门口，弄出一个日军强行闯入机场时先开枪打死我宪兵，然后我宪兵才还击的假现场来。结果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死刑犯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二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式手枪；三是死刑犯蓬头垢面，指甲过长，不像是宪兵）。 俞鸿钧现在就处在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日本海军蓄意挑起事端，另一方面是上海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命悬一线，而中国军方为了保卫上海，也亟不可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俞鸿钧呼吁各方冷静再冷静，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想保持冷静谈何容易。 十日白天，市政府秘书和日本领事开会，日方提出“中方撤退街道上一切XXXX”.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市政府官员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这个要求还给俞鸿钧留下个难题，因为市政府翻译不懂军事，他翻译成了撤退一切防御部队，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认为该翻译成：撤退一切防御工事。事情重大，只好矛盾上交，汇报给南京。其实日军虎视眈眈，中国军队在闸北和日军控制的虹*界处已经布满了铁丝网沙袋街垒，穿保安队制服的中国士兵往返巡逻，这个节骨眼上，无论是工事还是部队谁敢撤啊？日军一向背信弃义，你撤了他说你掉了把刺刀，然后攻过来，怎么办？ 事到如今已经容不得任何盲目乐观了，下午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一到俞鸿钧手里，他就马上给南京急电：日人绝无善罢甘休可能。 同样是在1937年8月10日深夜，距离陈纳德刚离开的汇中饭店不远，外滩边的爱多亚路4号，大北电报大厦四层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