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震动

    草原上的忽必烈依然在沉思，可他脑海中旋转的，却仍是董文炳给他留下的那道奏章。

    在忽必烈之前，虽然也有种种矛盾和冲突，黄金家族内部并没有发生公开的战争。但他的上位，不仅使得拖雷家族内部爆发了争斗，而且这个争斗，随后发展到几乎将整个黄金家族都卷了进来。从这个角度说，他的确是曾经的蒙古帝国罪人。

    当然，忽必烈是不会将这个责任归到自己头上的，就像在和阿里不哥的对话中所表明的那样。只不过他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如此局面。

    从内心里讲，忽必烈肯定希望哪些所谓的叛乱能尽快平息，但有些现实却令他颇为踌躇。

    蒙古帝国无疑是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可从某种程度来说，又是一个族群范围狭小的世界。自从成吉思汗创立开始，草原本部的部民就一直不多，始终没有超过百万。

    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草原上新生婴儿的成活率一直很低；较差的生活条件，平均寿命自然也长不到哪去；长年的征战，更使得已有人口不断减少。通观所有草原帝国的历史，人口也罕有高达百万以上的时期。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部民仍是按部落来管辖的。每一个草原上的王公、万户、千户（那颜）其实都是部落的头领。平时这些人是领主、牧民，一旦号召，出征时就是将领和战士。在帝国掠夺扩张的过程中，他们共同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他们是整个帝国地位最高的族群。

    在数次大规模的征战中，他们中许多人是兄弟、战友。而平常的时候，有着辽阔草原和狭小族群反差的他们，甚至还是七姑八大姨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彼此相识。

    就是后世人口千百万的现代都市里，餐桌上面，都时不时可以拐几道弯攀上关系。人群的社会交往，古今本就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在于便捷二字而已。

    当内部的裂痕出现，屠刀举起时，面对自己熟悉的族人，人类情感中的亲情和友情，多少还是会令他们出现犹豫的。反映在所谓的“平叛”过程中就是：有些首领或者没有被同情，可下面的部属，往往是双方比划几下之后，甚至是阵前交谈几句，随后看看大局已定，就出现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放水”。追得人稍微勒一勒坐骑的缰绳，逃的人趁机飞快逃走等等，就成为一种常态。

    忽必烈自己都要表现得“大度、宽容”，下面的人讲点交情自然更正常。

    如此，就造成在阿里不哥、昔里吉的叛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网打尽。这就是这些叛乱拖了那么久的又一原因。

    但这种情况从朝廷的角度看，则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这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耗费了太多的钱粮，尤其是当有其他潜在的敌人于边上虎视眈眈的时候，此后必将导致极为不利的局面。

    没有人比忽必烈更明白董文炳在奏章中所潜藏的意思，因为董文炳所针对的，就是他在眼下和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

    董文炳所说的“蒙古军南下”，并不是说要蒙古军南下到江南，而是指将他们拉到大漠以南和黄河流域。通过占据关中、洛阳等地，这样，一方面，加强对中原腹心的控制，另一方面，釜底抽薪，大大增加天山以北的海都等人、在南下沿途得到补给的难度，同时还减少了草原上的人被裹胁参与到叛乱中的可能性。

    “汉军北上”，则是在平叛的过程中，以北汉军充当主力，改变过去平叛不力的局面。

    北汉军在平定草原上的叛乱时，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忽必烈看到了这份奏章中所蕴含的血色，那是让草原上血腥味更浓的血色，并且将会是更多蒙古人的血色。而这是原本他想要尽力避免或减少的，因为那会使他彻底丧失草原上的人心。

    他将如何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大兄啊，你知道朕心中所想，所以始终没有拿出这道奏章，直到你要走了。但朕仍然不能按你所说的去做，那样只会给乃颜、海都他们更多的借口。”忽必烈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至元十五年的冬季，忽必烈返回了大都。尽管他知道，有些事情一直拖下去，不利于他的大元朝，但他依然不准备立刻全盘按照董文炳的建议去做。因为他觉得，他所面临的局势还没有到必须的程度。

    可他也决定了，一旦张弘范、李恒解决了宋室残余，稳定了南方之后，调集部分汉军，特别是新附军到北地屯田戍边。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西、北两个方向上的海都和乃颜，可能的叛乱做个准备。

    但是，他没有等来他想要的好消息，却在第二年的二月，收到了张弘范、李恒等人在厓山大败的奏章。

    忽必烈震怒。北元朝廷则受到小小的震动。因为这是他们近年来少有的失利。

    深夜，北元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进入了皇宫。

    这是一位历史上的名将，他原先是旭烈兀的部下。至元初年，当旭烈兀派他给忽必烈送书时，老忽慧眼识才，当即把他留了下来。其后，在北元征服宋帝国、平定昔里吉的叛乱中，他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师勇坚守常州，对峙的就是伯颜，而伯颜破城之后，为了立威，屠了常州城。

    在皇宫里踱步的忽必烈，见到伯颜进来，未等他行完大礼，就把几份奏章扔给了他。

    面对盛怒的大汗，伯颜小心翼翼地拣起奏章看了起来。随后，他的眼中闪出了厉芒。

    “大汗，臣请再次征讨岭南，让臣亲自去为大汗生擒文天祥、张世杰等人。”

    但忽必烈更关心的却是其它东西。

    “伯颜，你在江南的时候，是否曾见到他们使用这上面所写之物？”

    伯颜心中一凛：“臣下江南之时，未曾见闻。”

    忽必烈盯了他一眼，站在哪里的伯颜神色不变。

    听了他的回话，忽必烈沉默了一会，然后接着问道：“依你所见，他们用的会是什么？”

    伯颜立刻紧张地思索，但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大汗，臣以为他们用的东西，似乎与当年金人在汴梁所用之物类似。”

    忽必烈的眼中顿时冒出了精光。

    三峰山之战过后，蒙古人一路击破金国的各地城池。但他们在攻汴梁时，却遇到了麻烦。

    汴梁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城，首先要归功于周世宗柴荣对它的扩建。传说中这位五代的第一名君，在修汴梁城时，还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跑马圈城”的故事。

    显德二年（955年），柴荣登上汴梁里城朱雀门，命当时还是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纵马飞奔，直到他胯下之马倾尽全力跑出了有50里，这才停了下来。于是柴荣下令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从此才有了气势宏伟的汴梁外城。

    五年后，赵匡胤乘着柴荣死后留下孤儿寡母的机会，篡夺皇位，建立宋帝国，定都汴梁。他于开宝元年（968年），再度下令重修京城，全城筑有皇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墙。整个城池不仅城墙坚固，而且气势雄伟，防御严密。

    可惜他弟弟赵匡义的子孙，包括我们帝国的不少大臣，都是废物，将这座城市落入金人手里。

    有再好的城池又如何？连战都不敢战，再好也还是没用。所以，所有的一切，还是人。

    蒙古人攻汴梁，所用的方法其实是他们在欧亚大陆征战中的老套路。先招降，后围城立炮（就是投石机），四面攻打；而且驱赶着俘虏和百姓上阵，“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

    但汴梁，“城乃周世宗所筑，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于是蒙古人顶着蒙了牛皮的盾到城下凿城，渐渐在城墙上弄出个可以容人的洞。

    而金人也受宋帝国《武经总要》的所载启发，开发出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两个产品，专门来对付他们。其中一个就是“震天雷”。

    “时有大砲，名震天雷，以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已上，火点著铁甲皆透。”

    蒙古人在下面凿城，城上的人就用铁锁把点了火的震天雷坠下去，将下面凿城的人炸成碎片，城墙却由于异常坚固而无损。

    此外，“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馀步。蒙古唯畏此二物。”

    （由此可以看出，实际上早在宋、蒙交战之前，火器就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

    蒙古人连续攻城十六昼夜，双方死的人上百万，但汴梁城高低还是没有被攻下来。这的确是给蒙古人记忆深刻的一次攻城战。

    直到以后弄来了阿拉伯人，搞出了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回回炮，蒙古人的攻城能力才得到很大提高，并以此打下了襄阳城。

    客观地说，在军械一事上，相对后世的满清帝国，北元帝国要更重视，虽然他们仍主要依靠骑射，但并不排斥新军械。回回炮可以不提，中国、乃至于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就是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弄出来的。而在满清帝国手上，中国的军备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只有倒退。

    此时忽必烈和伯颜两人的脑袋里，几乎同时冒出了一个念头：看来需要找一个南边归顺的人前来，以便询问其中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