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4 宽宏大度

    与他一生交好的**将领许世友就以卤莽、易动怒等性格特征闻名。尽管军旅出身的许世友屡建战功，但由于在长征期间他服的是当时的**领导人张国焘而不是他，因此，当**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对张国焘进行“清算”时，他曾一度仇视他。

    许世友出身行伍，早年一直在红四方面军。上个世纪20年代末，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将领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国焘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这个会议后来被张国焘定义为“反党”，而许世友这个讲话却大受张国焘的欢迎，以后，张国焘对许世友大加提拔，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将之一，名次在副总指挥王树声之前。许世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当兵打仗如果不听上级的话就会“吃亏”，因此，总认为张国焘的话就是正确的。

    1936年10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六盘山会宁会师，红军长征结束。这时，**中央已经奠定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而在长征途中被视为“叛逃”的张国焘成了**中央批评的对象。

    这时，身为红四方面军师长的许世友，接到军委的入学通知，要他到红军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红军大学由林标任校长，许世友在二科当学员，陈赓为队长。学员大多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极少数为团级干部，年龄大多在三十岁上下。

    在清算张国焘罪行的过程中，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学员产生了尖锐矛盾，特别在传达西路军失败的通报大会上，许世友居然当中大哭。

    这时，红一、二方面军的学员借“思想帮助”为名，认为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学员同情张国焘，认识、揭露张国焘罪行不够，举起了路线斗争的“棍子”，直指红四方面军学员。为此，双方严重对立，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后来，不少红四方面军学员被批斗，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挨整，大会小会挨批。许世友终于忍受不住了，在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罪行大会上火冒三丈，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

    许世友这一席的发言在红军大学会堂招来一片指责声，学员们喊道：“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许世友是红军中的托洛斯基！”

    许世友怒不可歇，他对一同来集训的王建安说，我们在红军没法呆了。于是，一个出逃计划在许世友的心中诞生了。他找来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决定投奔四川的刘子才。因为刘子才当过许世友的部下，现有一万多人的队伍，是巴中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王建安首先响应。后经过秘密串连，四方面军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体质差，都要骑马。

    许世友画好行动路线图，并写了一封给他的亲笔信。出走的时间确定在1937年4月4日夜10时整。

    正当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成功的自信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4月4日下午，王建安将许世友等众人密谋出走的重大情况汇报给红军大学保卫处长……

    他听到消息后即对前来汇报的林标下达命令：“这还得了？给我把许世友他们抓起来！”

    第二天晚饭后，许世友被押到审讯室，接受第一次审讯。审讯人为红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傅钟说：“密谋出走，在红军里是重罪。你知道吗？”许世友说：“这些都是他们逼的，我受不了这股窝囊气。如果说我们犯法，你应该审讯他们去。”

    傅钟又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根据地，让你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革命。”许世友回答说。“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还有哪些人想走？”傅钟问。“计划是我一人做的，与别人没关系。要打要杀你们随便！”许世友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写给毛的信，扔向傅钟，轻蔑地说：拿去吧，权作证据。

    审讯结束，许世友再次被关入牢房，几天后，许世友从看守口中得知一个惊天消息：这次由他领导的出走行动，已被**中央定性为“许世友*革命集团”案件，将可能被枪毙。更惨的是，不久，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延安县妇女部部长，得知许世友的罪行后，也和他离了婚。

    战友背叛、老婆离婚、绑赴刑场等悲惨的事情一下子让许世友狂怒到了极顶，他把这一笔苦水帐记在了毛一人头上——他开始想复仇。

    毛没有轻率作出枪毙的决定，他想亲自见见许世友。一天晚上，毛到关押许世友的牢房，想和他谈谈。

    毛对许世友的说话显得很客气，甚至向他道歉，但许世友并没有被软化，他认为毛在作秀。许世友突然间呼拉一下从石炕上跳下来，挥拳向毛的脸上打去。

    站在一旁担任警卫的罗瑞卿眼疾手快，飞步上前挡在两人的中间，手一挥，数名卫士一齐动手，把许世友捆了个结实。被绑的许世友依然对毛骂个不停：“要打要杀老子都不怕，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毛，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要是有枪，非毙了你不可！”

    毛本想救许世友一条命，想不到他给脸不要脸，还挨了他的拳头，气得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木然良久方才离去。许世友拳打**中央主席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为了从重从快处理许世友，党中央做出决定：立即枪毙许世友！

    行刑的日子到了。执法队员打开关押许世友的牢房，执法官康生对他说：这是执行文件，你签名吧。许世友接过文件说，想再见毛一面。

    毛听到这一消息后，同意接见许世友。不料许世友再提条件：见毛时要带枪。

    康生感到棘手，想先杀掉许世友。但执法战士张明义飞提出了抗议。万分危急时刻，经过深思熟虑的毛亲自打电话给康生，并指示他：枪毙许世友不妥，执法命令收回。同时，毛还告诉康生：许世友可以带枪来见我，枪膛里还可以上子弹。

    红军警卫局长罗瑞卿送来许世友的驳壳枪，“哗啦”一声将一槽子弹压入枪膛，然后递给他。许世友大惑不解，看了毛许久后终于服气了。从此，许世友成为毛一生的亲信。

    1934年10月，陈昌奉作为警卫员，跟随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苏区出发时他就带了三条米袋子，其中一条在通过贵州苗族地区时，送给了苗族一位老大爷。剩下的两条快一年了还带在身上，即使生病了，他自己也从未舍得吃一口米袋子里的食物。

    1935年9月30日，陕甘支队进驻通渭县城。陈昌奉等警卫人员见街面上的货物很多，便买来一些猪rou、猪油，炸成香喷喷的食品装在随身的米袋子里，准备路上给毛改善生活。到了界石铺，由于下一站就是宁夏的回民聚居区，部队便通知，凡是猪rou、猪油一类的食品一律要处理掉！因为回族群众忌讳说猪，也不吃猪rou。警卫班的同志特别着急，他们不想“处理“来之不易的食物。

    陈昌奉就跑去问毛：“吃的东西也不能带吗？”毛说：“大家都一样嘛！”陈昌奉不甘心地说：“要是前而再碰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可吃什么呢？”毛便问他：“你从江西出来，带了多少粮？”“就是三袋子米，在猴场还送给了‘乾人’老大爷一袋。”毛摸了摸他背的米袋子，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陈吕奉这两条米袋子可是宝贝了，吃了快一年了，还没吃完，现在又增加了一袋。”他的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毛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光靠这几条米袋，我们怕是早就饿死了。回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拥护革命的，不但会给我们东西吃，还会帮助我们做好多事。群众爱戴我们，我们就要尊重群众，和过苗族、彝族、藏族区一样，一定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听了毛的话，陈昌奉等人便愉快地把猪rou、猪油做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当地的汉族群众。

    10月5日，毛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回民聚集区——今固原市西吉县单家集，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一进村，就去参观著名的陕义堂清真寺，并和阿訇亲切地谈话，说明红军主张各民族平等，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护回教经文。阿訇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招呼村民们，分别腾出一些房子给红军住，粮食也照市价卖给红军，并请毛在清真寺吃饭。毛道谢说：“不打扰了，不打扰了！”便离开了清真寺。当晚，毛住宿在单家集村南头清真寺北侧回族农民拜文海家中。

    在村子里，红军按照《过回族区政治工作指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第二天临行前，战士们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照老规矩如数归还所借物品，损坏了的按价赔偿。红军列队走出村庄时，回族群众在路边陈设了茶水、糕饼、水果，依依惜别，难分难舍。毛等中央领导和阿訇、长者一一握手告别，边走边回过头来，向回族群众招手致谢。

    行军路上，毛看到陈昌奉又背着鼓鼓的米袋子，便和蔼地问他，“陈昌奉你背了些什么？”陈昌奉高兴地说：“羊腿、馒头，全是好吃的东西。”毛又问：“哪里来的？”陈昌奉骄傲地回答：“全是回民群众送给我们的。不过我可没犯纪律，都照价付钱了。”毛笑着说：“这下子你再不为通渭那袋东西不高兴了吧！”陈昌奉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

    毛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自10月5日进入西吉到10月9日兵出彭阳，在固原历时五天四夜。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普通战士都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当地回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顺利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现在想想，那时的毛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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