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
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cao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cao,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cao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cao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cao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 《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cao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cao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cao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cao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cao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cao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cao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cao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