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签约前清朝官员对日本政府的认识

    中国自强运动展开之始，已有人留心注意日本新动向。最早意见提出于咸丰十一年（1861），我人未能想象逃到上海避难不久的冯桂芬，竟提出其对日本之敏锐识见。如其所谓：

    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接着一位是李鸿章表达对日本的动向有所体认，李氏在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1863年5月4日）致书曾国藩，也提出日本仿行西洋制造军器之言：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插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在此时期最具高远观察深入思虑的政治家则应推丁昌一人。其他不论，即专就对日本了解一端，他有多次表达其警惕之言。如其同治三年（1864）九月以前向李鸿章禀陈有谓：

    方今中外互市，彼实窥我有事之秋，多方挟制。近虽大难克平，而元气未复，不得不虚与委蛇，而亦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即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贾生三表五饵之术，其中利害，当度其大小而为之权……中国炮船，在内地浅港自属得力，然置之于重洋巨浸之中，则茫然无崖畔，目眩手僵，与驱市人而使之战者无异，《易》日：穷则变，变则通。《国策》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站不出为长久计也，顷闻英法二国合攻日本，尽毁其港内炮台，业与议和。然日本胜，固足为我他日之忧，即日本败，亦非我目前之利。近年日本，专心致志，购船造器，几及泰西之精能，但不如泰西之娴熟，然犹不能以之制胜。则凡炮船之类于日本，并不如日本者，亦可皇然谋所以自强之术矣。我宪台设立外洋军火局，广觅巧匠，击锐摧坚，卓有成效。唯造船尚力不暇及，值此时稍闲暇，又幸西人尚相联络，可否咨商总理衙门，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核其巧拙，以为赏罚。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将来元气固，则邪自不能侵，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道，不外乎此矣。

    清季人物识见，以冯桂芬、李鸿章、丁日昌等地位而论，可以代表上丑官绅，有推行政务之权责。今观恭亲王言论，亦可见出对日本动向略有了解。如其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一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熟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在同治六年二月恭亲王对当时日本又有更具体深入之评估。如其所言：

    前数年英法各国尝与构，臣等以该国滨处东海，距中国江浙海口不远，日本如败，则英法等国益强；日本如胜，则患在肘腋，更为切近。是日本之胜败，均于中国大有关系。是以常抱隐忧，不时探听。近岁日本兵败，与英法各国讲和，旋即发奋为雄，学造兵船，往来各国，志不在小。今外国新闻纸，既称其武备之盛，军舰之多，并有与朝鲜寻衅之说。臣等反复思维，此事如果属实，朝鲜虽属弹丸，若英法各国与之构衅，其志不过在于传教通商，两国互相牵制，未必遽攘其土地为己有。至日本无所牵制，难保不贪其土地。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传教通商犹其余事。现在日本之有此举，或有别国怂恿，亦未可定，是朝鲜被日本之兵，其患较被法国之兵为尤甚。

    此奏颇具远识，验于后世，所言俱已证实，颇足供思考比较。同一年中丁日昌再次禀呈条议，附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六日（1867年12月31日）李鸿章奏中，有谓：

    查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训练士卒，并设局精造船炮，现在驾驶轮船，自船主管船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西人管其税务。近年收买一复枪炮以千万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略欧美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志果何为哉？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阴柔而有远谋。其于我也，可以朝发夕至，难何西人不绳以中国之弱使鹬蚌相持，而坐收渔人之益。宜密遣妥员，佯为经商，伺其举动，抑或由沿海疆臣与为联络，阳为之好，而阴为之备。

    安徽巡抚英翰建言，以为日本前来建交，实又多一外患。核之后世所见事实，其言果真先见。同治九年闰十月英翰奏****：

    外国犬羊之性，唯利是图，唯威是惧。专视中国之强弱，因利乘便。固日幸我之有事，以遂其凭陵跋扈。是以天津洋案一起，即有日本通商之请。日本向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中国所以应之者，关系极大，未可轻视。盖日本即倭国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减于今日之英法。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