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9 【牵一发而动全身】
身为同治、光绪两朝辅政亲王、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訢深知是洋枪洋炮镇压了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国的江山，更知道是这场镇压之战造就了最先引入洋枪和洋务地方督抚势大。因此，皇族中必须有人以洋务抗衡或者压制汉族地方督抚的势力。可惜，被奕訢依为得力洋务干将的崇厚早逝，崇厚举办的天津机器局落入李鸿章之手，颇有些给人作嫁衣裳的意味。 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在今天重演了，还有愈演愈烈的意味。洋务化身为新政，新政魁首杨格远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有魄力和军略、政略，他兴许少了几分手腕和权术，却总能依靠战略的阳谋战胜对手，这个对手不仅仅包括老佛爷慈禧，如今似乎也包括光绪皇帝。. 从关外新政和新军整编看到大清国未来发展的势头，奕訢不愿意夹在皇帝和杨格之间左右为难了。曾经，在恭王府的乐道堂上，老亲王亲口将孙子溥伟交托给杨格，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请辞，皇帝不准，那就躲在王府里称病好了！ 称病？不成！看看，这才年初三，御前一等侍卫蒙扎哈就登门宣谕，要恭王去毓庆宫“知不足斋”行御前会议。今儿是啥日子？别看恭王称病，京师里大小事儿都算了如指掌，今儿不是皇帝召对杨格的日子吗？ 躺在炉火熊熊的乐道堂的火炕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和裘皮。老亲王颤巍巍的向一等侍卫说：“蒙扎哈，本王年老病重，不能奉旨进宫了，你回禀圣上，待老奴稍有回复再行进宫效命。” 蒙扎哈却是得了载泽叮嘱的，心中暗笑着伏地道：“回爷的话，圣上与总长在毓庆宫相谈甚欢，总长已经电令关外军团参谋长陈固率两营宪兵进关督查各地去年递解赋税。据御前大臣说，圣上有意出洋赴英吉利国参与该国女王登基六十年庆典，还有。还有，王爷，驻防八旗要撤销经制啦！” 奕訢一下子掀开锦被裘皮，坐起身子大声问：“真的？蒙扎哈。你没蒙骗本王？” “爷，蒙扎哈句句是实。”其实，蒙扎哈也是蒙古他囊布，位分仅比满清宗室的贝子差半级，不过在恭王面前，也只有老老实实自认奴才下人的份儿。 “那......稍等，本王收拾一下即刻进宫。” 恭王奕訢是如此，户部尚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也是如此，只是，翁同龢的立场有些不同。新政强国。加强中央集权，让自己的学生皇帝拥有大清国无上的权威，是帝师的追求。在帝师眼里，杨格的作为并不算得什么，相反的，杨格是在走强国之路，是皇帝加强对全国各地军政控制的马前卒，该当褒奖！可惜，皇帝却在宗室勋贵们的撺掇下对杨格起疑，让帝师颇觉尴尬。干脆来了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决不插手关乎皇帝和杨格之间的事儿。 请翁同龢的是从辽东战场上下来的敌忾军功勋侍卫庆德，庆德原本跟随胞兄庆常在黑龙江副都统属下为佐领，建功后入选三等侍卫进宫。在宫里，庆德被人看做依克唐阿和杨格的人。有他请翁中堂，翁中堂自然会打消疑虑欣然进宫了。 “知不足斋”里的架被挪了地儿。加了一个炉子，皇帝大方的拿出了苏州府特贡皇家的碧螺春，茶香氤氲间，御前会议似乎变得有了几分年节的人情味儿。 “皇上，老臣主掌户部多年，深知税赋厘金征收之弊端，却也只能徒唤奈何。” 翁同龢如此说着，眉宇间却没有户部的事儿被皇帝和杨格插手的不悦，反倒如同松了一口大气般轻松。皇帝和军队要查核税收，任用的又是在前番镇压旧式文人sao乱的陈固，想必会有雷霆般的手段惩治贪墨、清除积弊。只是，查核税收和改革税制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身为户部尚，该提醒的还当提醒。1全国耕地面积为85200万亩，平均每亩摊得田赋仅为四钱银子，可谓轻之又轻。故而，在雍正年间改人头税为摊丁入亩的田赋后五十多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圣上，查核税收杜绝舞弊贪墨当立行，改革税制、集财权于中央却要慎之又慎，需考虑税制和人口、土地之间的关联，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还要考虑白银购买力浮动的影响，避免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杨格听得暗暗点头，翁同龢虽然不是现代税收专家，但是主持户部多年，早已经熟能生巧，谙熟其中门道利害了。 光绪却奇道：“如此轻税，如何变成每亩征收一两六分银子的？又如何会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臣一一为圣上道来。”翁同龢捻须说道：“前番移民实边，开荒辟地，安置流民，一是为解决边防无人、军队久戍而供给困难；二是解决关内失地流民民生。方才臣言道。乾隆、嘉庆年间人口暴增。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然而耕地却是有限的，百年间除移民实边所得之外，只增加了百万顷，增加之数无法供养两万万人口增加之数。两湖、豫西南、淮西等地耕地原本有限，人口暴增之后，突破人均四亩耕地的天限，又因银价暴涨而朝廷税收以纹银，造成百姓耕地不足而缴纳赋税增加之结果，民不聊生而会道门渗入。方酿成白莲教之动乱。谈古论今，方知移民实边功莫大焉，对稳定江山社稷、解决民生尤为关要。如今在盛京地区以丁授田三十亩，一户丁口平均为7人。将将为人均耕地四亩之界限，只是盛京土地肥沃而荒地较多，可以采取轮耕之法，产出远比关内中原为多。以去年产出为例子，河南开封一带去年未曾受灾，春耕秋收亩产折算黄谷为415斤，然盛京之锦州府垦屯兵团第一团之大凌河兵团农场。因为水土丰沃而轮种得法，春耕秋收之亩产为700斤。” 光绪目光移向杨格，喟然叹道：“杨爱卿辛苦了。” 杨格欠身道：“职臣不敢贪天功为己有，此乃依帅、耿帅、宜麟、志锐以及军中官兵的功劳。陛下，还是请翁中堂继续谈谈税收问题？” “田赋原本很低，却占朝廷税收的4成，自嘉庆以来多年用兵，国库早已空虚，故而朝廷每每在缺钱之时对地方以‘捐献’、‘供奉’名目，要求地方捐输。地方只能摊派到民间地亩之上。道光以后，战争、赔款连连，捐输渐成习惯，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应付朝廷随时要求的捐输，干脆预先征收、加倍征收。以博朝廷之欢心，谋求升迁之道；又或从中贪墨。贿赂公行、官官相护，往往是一官贪墨，群官皆黑，纷纷效仿，造成百姓地亩实际征税远超朝廷定制之况，也造成大清吏治日渐崩坏之局，更因地方督抚在厘金和捐输征收中提留，渐握地方财权，势力坐大，竟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象！以臣的家乡常熟为例，耕地集中于地主手中，田赋、厘金、地租、额外捐输是农人的四大支出，地主只管收租而由租种土地之佃农缴纳田赋、厘金和捐输，朝廷田赋每亩只得四钱银子，地方摊派之捐输却高达一两，如佃农出卖余粮，还需缴纳厘金，值百抽一。又，吏治**后，官吏往往加大火耗，百姓以粮抵税或以小钱纳税，户部受的是白银，中间就有粮食和铜钱折算白银的比价，官吏往往压低粮价、铜价而提高银价，又为百姓平添几成负担。再，散银重熔铸成库平白银有火耗四厘，地方官吏摊派下去的最少为六厘。如此一来，江南、两湖、四川、南粤等地人平缴纳赋税一两六分银子不足为奇！” 翁同龢的这番话，已经把整顿税收、改革税制与整顿吏治、改革官制结合起来，倒是让杨格少费了许多的心力。 光绪脸上浮出青灰色的戾气，眼中凶光一闪，向外高呼：“来人！” 御前大臣载泽一直守在外面，立即闪身进门作礼应答。 “传旨，授陈固全权明旨和钦差仪仗，告诉他，替朕好好的查，查出一个杀一个，统统查抄没收家产，决不能手软！杀，杀到官吏们不敢贪墨为止！” 光绪这么一句话，奉命查核税收的陈固就成了全权钦差大臣，顿时，无数人的脑袋就捏在了陈某人手里，无数人的家产存留就在陈某人的一念之间了。不过，在“知不足斋”里的所有人包括皇帝都清楚的知道，陈某人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圣上，去年岁入九千万两库平白银，田赋只占四成，关税占三成，厘金占三成。” 翁同龢也是憋久了，他这个户部尚在绵恒任侍郎的时候得看太后老佛爷的脸色，到了王公重臣出洋考察、太后不问政务的时节里，又碰上新政处处要钱，实在是紧张万分。此时，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来就有收不住的势头。 “反观去年的关外盛京地区，皇恩浩荡免去辽东被兵灾之凤凰厅、辽阳州、海城县、盖平县、岫岩厅、庄河厅、金州和旅大等地欠税。又以锦州、新民安置移民免征三年钱粮。盛京将军府是按实征收，所得全部充入新到移民安置、农田水利、举办教育、开办工矿之经费，所以，去年盛京是没有田赋余留的，却有厘金和地方新开的工矿营业税、资源税征收，从四月实行以来，再到九月鞍山工业区全面启动，累计征收厘金、营业税、资源税达七百万之多。节后，将是征收全年营业税、资源税，可望达到两千万两之数。由此可见。兴办工业、促进商业，以工业之营业税、资源税，商业之厘金、营业税取代田赋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之税种，是可行的。也是对民生最为有利的。不过......” 翁同龢转眼看向杨格，沉凝了片刻，才道：“新政让移民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税收却必须加以改革，否则关外纵有荒地万千，也抵不过十年、二十年后的人口大潮哇！杨总长，可否考虑在东三省改摊丁入亩为人头税呢？” 杨格听出翁同龢是担心未来人口暴增，让今日之关外成为明日之关内，关外百姓依然要为人口增加和土地有限的矛盾而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确乎也是如此，人口有限增殖是必要的。可是关外移民稳定地区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民生改善的迹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传承香火......”一旦生活条件改善就会大量生育，重蹈覆辙。杨格觉得，中国这片土地即便在新政下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了，最大承受的人口也不宜超过六万万人。因此，翁同龢以税收调节人口增殖的想法值得肯定！不过，单纯依赖税收调节人口还不行，还得继续改善民生、加强国民教育、加大工业交通邮电等项投入、增加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以科学改变传统的陈腐观念，才能达成有效的、复合型的人口调节。 “陛下，翁中堂。”杨格开口说话的同时。目光也恭敬的扫过了李鸿章和奕訢。“关外与关内有所不同，关外人口大多为垦屯兵团和京营八旗编制的军事化编制，在人口普查和普遍兵役登记之后，所有未在册之关外居民需要向各府县衙门报备，并接受屯垦兵团司令部的军事编制。军事化编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垦屯、储备后备军。还在于能够有效的管理人口，合理配置教育力量。调配行业间劳动力转移和在未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社会保障包括军功授田和荣军安抚。关内没有进行人口普查和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也没有进行人口军事化编制，所以，关外的成例不能沿用到关内，历史的例证也并不尽然适用于今日之关外，最大的不同是历史上轻徭薄役却没有进行相宜的国民教育，也没有打破农业经济社会的形态，因此酿成严重的人口增殖和耕地有限的矛盾，加之税收调节不当而生出动乱来。这一点，恰恰是关内各省需要注意的，新政必须全方位铺开，而非仅仅针对一项税收改革。当全国完成封闭的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就可大大缓解。另外，我请翁中堂特别注意一点，即城市建设中的流动人口征税管理与集贸市场规划建设的关系。” “唔......杨爱卿的意思是，关内也要进行军事化编制？” “陛下，人口普查和户籍登记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与帝国国防军目前的军官、士官队伍建设结合，即可满足国防需要，必要时，可以在目前已经编练成功的第1、2、3、4军八个师十八个旅的基础上，以军官和士官为核心，与经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义务兵结合，短时间内即可扩编出十八个师，基本满足国防需要。” 光绪能够理解杨格的这番话，等到杨格的建军计划完成后，朝廷平时只需供养大约三十万军官、士官，战时则能据此扩编出最少八十万军队来。当然，这只是军队人力和技战术教习的问题，还有军工建设、由地方担负的适龄预备兵军事训练等等因素影响。 说来说去，建军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又联系到了一起。 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合格的地方官吏组织、管理、协调，税本轻而实重，民怨四起而朝廷收入寡薄，无以支撑国家运转、新政推行和建设强军；民多而地少，流民日多，税收减少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会动摇统治根本；军队庞杂而低效，如驻防八旗、各省练军不经整编改革，根本不堪作战使用，只是徒费军饷而已。 改革，整个国家似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需要改革，如何措手呢？查核税收只是一个“意外”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要从立法、立宪，改革政体、官制着手，才能在全国畅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 御前会议从正月初三日下午一直开到正月初六日傍晚，与会的人数日渐增多，最后成为内阁、部院和来京督抚们的大讨论。 在皇帝、北洋——新军、老湘军大结合的力量推动下，御前会议商定了“皇帝出洋考察”、“预备立宪”、“关内税收体制调整”、“个人拥有耕地十亩以上者申报制度”、“饬令各驻防将军、各省督抚整编军队”、“迁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长江水师大臣，升直隶布政使周馥为山东巡抚”、“任命钦廉军务督办大臣冯子材为第七军编练司令官，统筹两广军队整编“、”取缔贵胄武备学堂，学员全数转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就学“......等等决议。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春月乙卯日，光绪电谕各部、院、省、藩属及各国公使、民间舆论，颁布，宣布从即日起筹办召集预备立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