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

    除了火枪跟火炮自身的差距之外，那种认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帝国与英帝国之间的火器水平的巨大差距，炮弹的相应方面的差距也有着很明确的表述：

    清军炮子主要由工部在京办理，然后再拨给各省。请大家搜索看最全！更新最快的小说有时也改由地方就近制造。其材质除用铅子外，主要用生铁，用泥型铸造，以两个半圆坯模合铸而成，故必留合范的线痕，且由于冶铸技术关系，往往有较多的气眼。

    故丁拱辰于1841年对此进行了改进，他改用失蜡法浇铸，铸得的炮弹光圆无痕。但是，当时清军火炮有一严重缺点：炮身庞大，炮口极小，炮弹较轻。炮弹一般重则3—10余斤左右，大者也不过16、17斤，最大炮弹也有如西方的68磅炮弹和大于此的炮弹，不过比例不大。今人在镇江湍山关江防炮台，出土有此时的四种类型的球形铁铸实心弹，最大约合80英磅，无疑说明了清军当时曾使用万斤以上的巨炮轰击英舰。

    1843年英参战军官宾汉出版著作中云：虎门之战，“旧炮台上架着12门大炮，其中4门乃是两年以前从澳门当局买来的葡式的，可放68磅炮弹的黄铜炮。其余的是中国式的，其中有大量的金属成分，口径很大。”

    清军炮弹由于太小，故在战争中常有“碰回”之说。此时，琦善、林则徐都曾向清廷言及英军炮弹有重达二三十多斤的炮弹。英军最大炮弹重达68磅，琦善到达广州后，英军曾经发射这种类型的炮弹，报复向插有白旗的英方船只射击的虎门炮台，这种炮弹被送交广州当局官员们参观时，他们见弹形之大，无不为之“嘿呦”。

    在炮弹种类当中，双方的炮弹种类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炮弹性能方面却有着根本性的差距：

    蜂窝弹。它又叫封门子和群子，1门炮通常配封门子1个，群子12个。群子、封门子的大小要和炮膛口径密切配合，过大则药力被闭塞，易于引起炮身炸裂。过小则药力泄气，炮弹射出无力。“用炮弹法”条中云：“凡炮口配弹子，以九折为率。如口径六寸，配弹径五寸四分。口径二寸，配弹径一寸八分，余可仿此。试弹之法用铜板，或纸皮规一孔周围符之，便知圆否。又当光滑，腰间一线，宜敲平贴，先用薄棉裹之，次用木红布包缝，周密送入炮腹。大弹入后，加群弹一包十二个，每个就炮口之径二折。如口六寸，每弹径一寸二分，口二寸每弹径四分，余皆仿此。群弹已入，再用旧麻绳解散扎成圆球，与炮口紧合，再舂入炮腹，使弹有力。<>自高击下，亦不碾出。”

    链弹。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云：“炮子则有封门子、群子、交杯子、担杆子之分。封门、群子用以击船打贼，担杆、交杯专用打桅，均宜添备各营师船。”至鸦片战争之际，清军大量用之对敌。

    中，英军对虎门炮战中的清军链弹的描述：“他们的铁链锁弹特别优良，乃是一个空球，切成两半，用药18寸的锁链盘在中空部分，使半球相连紧，因此当半球栓紧在一起，以便装进去时，就像一个炮弹一样，这里还发现了大量大型大炮用的石弹。”

    爆炸弹。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裕谦奏报：“逆夷大肆猖獗，虎门被失，直逼省城……之所用空心飞弹，系因炮身较薄，膛口过大，装药多则虞炸裂，装药少则实心铁弹不能致远。若改用小弹，则弹子与膛口不合，施放不准。是以将铁弹挖空，实以火药，以配合膛口之大小受药之重轻。我中土本有此法，现在福建省因新炮膛口过大，即用此弹，浙江军需局亦有之，不足为奇各缘由，明白通饬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惑而壮其胆。”

    时人张集馨记载当时的厦门之战，“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亦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藜等物，尤属无用。铁蒺藜所以限马足，逆夷使舟而不使马。闽省一线石道，若埋蒺藜，则必先去石，断无如此办法。炸弹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然而即炸，分寸时刻最难定准。”

    不过，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国火炮多以球形实心铁弹为主，故魏源在中说，英人的一切概不足惧，我都有切实的办法对付它，“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宝山则以飞炮而众溃，由之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

    而英军的弹种则是主要如下：

    英军的球型实心炮弹，分普通的熟铁弹和灼热的实心弹两种。熟铁弹用蜡模铸就，浑圆如地球。特点是射程较远，穿透力一般。小口径炮用的都是这种炮弹，大口径炮也配有一定比例的实心炮弹。这些炮弹气动性不好，出膛之后会在空中翻滚颠簸，弹道偏差很大。而且当时西方战舰是用硬度和弹性都非常优秀的橡木制造的，厚达10厘米，在较远的距离，圆形的炮弹不足以穿透这种橡木船身。<>灼热的实心弹，始用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恩格斯在成书于1858年的著作中云：“一个铸造的金属球被加热后就具有纵火能力，在加热的炮弹与火药之间放置浸湿的毡垫，就能够发射这样的抛射物而不会让它过早地引燃火药。”

    链弹和杠弹。恩格斯著作中云：“大约在1600年……还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即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靖逆将军弈山等奏：“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用空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制造，庶几模大质轻，可期攻坚致远。又将空心炮子，分作两半，炼成熟铁，中系铁链，约长尺许，用时将铁链收入空心，仍旧折合，无异寻常炮子。一经轰击出口，则两半飞舞，形如蝴蝶，击中夷船桅索，即行钩挂焚烧，名为蝴蝶炮子。”

    霰弹，分为普通的霰弹和改良的葡萄弹两种。17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将子弹或金属碎片装入一个铁皮桶内制成的霰弹，里面装填数十颗铅弹，铁皮桶出膛即分解，于是数十颗铅弹向前以扇面飞行，用于杀伤集合的人马。

    今美人杜普伊云：葡萄弹“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

    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英参战军官伯纳德对发生在1841年1月7日的大角、沙角之战云：“复仇神号适时赶来，从两门基准炮倾泻出一连串葡萄弹和霰弹，接着它成为这次最残酷战争的实况的见证。”

    开花弹，分内装黑火药的开花弹、装有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和内装纵火药剂的燃烧弹。15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了球形爆炸弹，这是一种在重炮和臼炮上使用的一种内装黑火药的空心铁弹，是当时炮弹中最大的一种。内装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又分圆形和尖头筒形两种。圆形“榴霰弹”1784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发明，又以他名字命名为“谢尔弹”。

    今美人云：“把弹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他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

    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中国人此亦认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的上谕中云：“空心炮子炸裂飞击一条。亦恐无裨实用，缘炮子既出炮口，空中炸开，飞击何处，并无定准。即如英夷善于飞炮，其所用炸炮亦多有不能炸击者。”

    今人有云：“在19世纪，火炮发射的圆形炸弹发展成为尖形炮弹，这就像早期的能够爆炸的弹刃，仅有的真正发明是引信，它已变成一个前端有尖头的木制塞子，里面填满火药，用锤子敲进弹丸，在炮弹发射时由爆炸的气浪点燃。”

    今人撰的著作中，刊载有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使用过的球形开花炮弹图片。今福建林则徐纪念馆陈列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炮之没有爆炸的飞弹空壳。

    内装纵火剂的燃烧弹，欧洲15世纪发明，恩格斯云：“燃烧弹——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它在燃烧的时候，火焰通过三四个孔射出来，很难把它扑灭。用臼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发射这种炮弹就像发射普通爆炸弹一样，它们的燃烧时间为8分钟至10分钟。

    这种药剂或者用火熔化，在炽热的时候注入炮弹，或者用液体润滑脂把它做成浓密的物体，然后装入炮弹。燃炮弹的弹孔用软木塞或木塞堵住，装满了易燃剂的中心管通过这些塞子进入炮弹内部……燃烧弹主要是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也大得多。”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靖逆将军奕山奏：“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轰裂四击，毒火满地，即使牌可护身，不能前进。夷人闯至，徒手亦不能杀贼”。

    1826年，英军开始采用爆炸弹，1839年英国开始装备改良过的桶型尖头开花弹，圆锥型的前部穿甲性能大大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铁甲船的诞生。但20、30年代并未普遍受到青睐，因为这种炮在远距离射击时其准确性远不如实心弹炮。所以，直到30年代，英法海军的舰炮大约只有40％～60％属于爆炸弹。

    战争之时，以上的新式燃烧弹、葡萄弹和爆炸弹，就是英人“炮利”的秘密之所在。在战争中，当尚未深入了解敌方炮弹的构造原理的时候，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他们用来的炮弹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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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也许在清帝国平三藩，甚至是到雅克萨之战的时候，清帝国自身的火器水平很难算得上是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距。

    这个时期很有可能是清帝国的火器水平与西方是各有千秋的。

    很可惜，清帝国最终没有在这方面继续发展下去，而是选择他们认为更有效率的杀敌方式。

    这一点是当其时的清帝国统治者的思维根本，同样也算得上是清帝国在军事战术体系的一种选择。

    只不过，也许就算是被称为康乾盛世时期的三大清帝国明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都没有想到过，有些时候过于固执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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