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论盗贼札子

    伏见西鄙用兵以来，sao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今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巡检、县尉不敢向前。遂从京师遣兵，仍令中使监督，尚犹迁延日月，倔强山林，以至白昼公行，平入州县，开发府库，刼取货财，散募凶徒，啸聚渐众。陕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邓，相去凡千余里，大被刼掠，杀人放火，所在疮痍。贼一经过，六亲不能相保，人民恐惧，道路艰难，每郡无兵，各不自保。贼若大段结集，攻陷诸州，缓急亦未有所以备之之策。贼既转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末诸寇，或起於畎亩，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负担。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然以小合大，渐成巨盗，纵横难制，遂乱天下。今兹贼党未见翦除，所宜多设堤防，以备滋蔓。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

    臣又思西京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於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郡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遂至郡，盗贼悉平。後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上项襄、邓等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

    臣切谓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臣谓盗贼之起，已是迟矣。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但为宗社有灵，陛下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盗贼已起，乃是徧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况今来不同汉、唐都关中、洛阳，关中、洛阳各有险固可恃，缓急有变，用兵守险，亦未能便至危窘。当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赘旒者数矣。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臣又复思古者乱离，无世不有，然而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国祚短促，自古未有之也。其故何哉？盖是都城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略无障碍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镇抚天下，常使安宁，灾害不生，盗贼不作，如是，都城可保无虞。故大宋之兴，实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祸乱，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又赖太宗相继克复诸国，一统天下，更赖真宗为民屈己，与契丹、西夏议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余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干戈。虽是人谋，亦有天幸。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须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鰞，夙夜整救，则数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犹因循苟且，尚务偷安，不练人谋，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祸，不旋踵而至矣。

    臣因论京西盗贼，遂及理乱，忧惧所迫，不觉切直，陛下便赐万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选差京西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至於巡检、县尉，亦可并委转运、知州拣选，不烦朝廷费力。此策最为简要，无可疑难。京西既行，次及诸路。变或起於仓卒，设备皆不可迟。朝廷但能不务因循，不避怨谤，天下之事，未有不可为者。所有诸路拣退不才及赃滥老病转运、知州、知县、县尉等，仰只在元守官处听候朝旨，更不令赴阙。仍乞检会臣前奏，相度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