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出现了变数
张敬民没有离开矿山，就在那间办公室里，召集区里的干部，县安委会负责人在一起开了个短会，作出了第二步安排。准备召开全县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组织全县安全大检查。这项工作要有一名县领导亲自统帅，谁呢？回程途中，张敬民问贺国荣。贺国荣建议说：“李县长最好了。” “他不是出车祸了吗。” “我听华主任将好差不多了。” 回到家张敬民就给李俊打电话。一听到出事故，李俊就从跳起来：“没问题，这个任务我接受，我马上回来。”李俊因车祸伤了锁骨个肋骨，住院治疗了两个月，第三个月准备转疗养院。得了电话，把疗养申请表退了回去，也不要县里派车，乘大客车就来了。 李俊一来，什么都不说，戴好腰箍，带上几个人就下去了，全县所有煤矿一个挨着一个走，直接面对每一个负责人，检查安全措施，采矿许可手续，还亲自道采面上去看个究竟。走时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再出事故了。 张敬民回到县里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所有区镇乡长都集中到去镇邮电所，把话筒的音量放到最大，他代表政府提要求，各相关部门，各区乡镇必须马上行动，开展安全大检查，矿山，交通，水上，建筑等行业一个不漏，区长镇长乡长要亲自抓，负直接责任。李县长已经带队下去了，除了现场检查，还要听取区长镇长乡长专门汇报。 接连两个晚上，张敬民都难以入睡，那井口边的情景，一幕一幕，连续在脑海里上演，一串串数字在眼前跳跃：十一条鲜活的生命，十一个家庭，十一个妇女，十一双父母，二十三个孩子，说明什么？一下子十一个人的死亡，十一个家庭生活支柱顿时倾倒，十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二十三个孩子失去了父亲，十一对老年夫妇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依靠……都说人命关天，安全生产高于一切，说到做到了吗？高于一切了吗…… 煤矿生产，除了瓦斯爆炸，还有冒顶，塌方等等，出事故的几率比任何行业都大，大若干倍，煤炭是重要能源，开采价值大，需求量高，在利益最大化的诱惑驱使下，所以也就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前来。 要问煤炭开采中最大的风险和前提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安全，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生产管理，煤炭开采首次投资量大，看得出来，投资者为了减少投入，初期成本核算时，显然没有把安全设施投入作为重中之重来思考，心存侥幸…… 第三天，省地联合调查组来了，省政府办公厅，安委会，经委会，安全厅，工业厅、民政厅、劳动厅、矿管局，公安局，消防局，乡企局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地区相对应的部门负责人组成，来到县里，县里相应单位部门负责人参与配合，县四大班子都要有人参加，罗大放车向前都来了，一个代表县委，一个代表人大。按照规定，一次性死亡十个以上的事故，一律要上报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 车向前问：“出这么大的事故，县里面要不要作检查？” 张敬民说：“要。一定要。” “安排了吗？” “小贺已经在写了。” “那就好，他写出来了，找几个人好好斟酌一下。” 罗大放问：“马运昌呢？他知道了吗？” “一直打不通电话。” “他不是带着最先进的模拟机么？” “打了，一直都在盲区。” “什么盲区，我看是玩心花了。” 车向前说：“不要胡乱猜想，也许有其他原因。” 罗大放说：“走的时候他给我说过，十天之内回来，现在多少天了？都十五天了，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 张敬民解释说：“华主任他们每个两三个小时就主动联系一次，会联系上的。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困难也多，都是为了工作，就不要埋怨了。” 罗大放不高兴说：“家里出了大事，作为一县之长却还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成？” 张敬民平静地说：“县长不在家，不是还有我们么，李县长一回来，就带队下去了，还有你们也都参与进来了，大家都在干工作，只要有人在工作，不受到耽误这就可以了，人多力量大，困难不用怕。” 罗大放还说：“可是，这个时候，他不在家，事情一大堆。” 张敬民平静地说：“我是常务，县长不在，一切由我负责。” 车向前说：“我们也不能退缩，敬民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分头去办就是。” 吃过晚饭，贺国荣来了，眼眶都是红的，同样，也是两夜没睡。 谢静雅给他倒了一杯老薑红糖开水，饭前听张敬民说他在写检查，就担心小贺会吃不消。 贺国荣眼睛虽然红，但精力还是蛮好的，他把写好的检查草稿带来了。张敬民给布置给他的时候，说过，要有政府写给省地的检查，还要有一份县长个人的检查。他当时觉得县长不在，不知道要怎么写，就按照张敬民的口气写了，对张敬民的平时语言，行为习惯有些了解，就按照他的口吻写了。 张敬民看过，视线离开纸张，朝旁边看，县政府的权威代表，只能是县长，这份个人检查取的常务副县长的角度，是他的口吻，这样做不知道妥还是不妥。谢静雅见张敬民沉思，就过来拿检查看，贺国荣坐在一边，心里直打鼓。 谢静雅知道张敬民心里想什么，她有不同的看法，她说：“个人检查，就是从个人角度写的检查，带有个人色彩，也是必然的，这份检查不是马县长交代给他的，是张敬民你交办的，当然，作为执笔者，你叫他找谁作为参照物呢？他能找别人吗？别人具备这样的条件吗？这份检查自然就会带有你张敬民的特质，他没有错呀。” 张敬民面带惭愧地笑笑，谢静雅接着说：“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个人检查口气很严厉，是不是检查都要应该这样写？小贺你是怎么想起来要这样写的？你原来写过检查吗？” 贺国荣说：“很早以前写过。” “早到什么时候？” “我在工厂的时候，有一次去机关大楼劳动，我因为情绪激动，没有把住出口关，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该说的话？是什么？” “我在擦窗子的时候有两个朋友路过，他们问在干啥？我信口就说主人在为公仆干活。” 谢静雅噗嗤一笑：“主人这就惹怒了公仆？然后呢？” “然后就被勒令停职，写检查。” “真是笑话。你写了吗？” “不写不行，过不了关。” “一定写得很深刻了。” “写了三次，第一次说是推卸责任，第二次说不痛不痒，第三次说还不深刻，直到第四次，都还不行。” “你自己说的话，干嘛要推卸责任？” “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旁边的战友说，那两个人也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替人代过？” “因为去举报的人说可能会是我，就找我了。” “是呀，我就有点纳闷，你会推给别人？到后来你没有申辩？” “没有，也没有作用。” “那怎么办？” “最后，我们老班长出面了。到车间找他们说了一顿，才让我过关了。” “老班长，老工人阶级？” “是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了，老班长拿着一份报纸去念给他们听，报纸上写着：在我国，广大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仆人，为人民服的公仆……念完以后问他们，报纸上说的有错没有，错在哪里？” “这个老班长真有一套……嘿嘿” 张敬民说：“一点都不好笑，这样的事还少见？” 张敬民又是一夜没睡，贺国荣接触马运昌时间短，当然不了解马运昌的言语行为特征，但一份个人名义的检查，是不是就不能按照别的模式来写？ 白天，李俊打电话来，说他现在一大堆材料没人整理，快点把贺国荣派去：“我现在迫切需要他。” 张敬民道：“可是……” 李俊道：“可是什么，你舍不得？” 张敬民说：“他在写检查呢。” “你说什么？写检查？他犯了错误？” “是政府的检查，和我的检查。” “干嘛要写你的检查？” “一份政府的，一份主要负责人的。” “主要负责人？” “是呀，马县长不在家，我负责呀。” 李俊停顿了一下：“行了，那我，自己克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