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节中国内战的开始
宋教仁一死中国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历史轨迹中去了。为了警告袁世凯,陆振华首先派人将杨士琦给软禁起来,然后在让人用红色染料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给淋成一个红人。同时将大量的军情局特工撤回,然后将袁世凯安插在西北四省的特工全部抓起来。一时间北京城内是鸡飞狗跳,黑龙会在北京的据点内一夜让人给杀了个干净。袁世凯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他只盼着陆振华赶快发泄完后就万事大吉。 4月26日《山西日报》和《西北时报》等八家报纸发表了西北联合政府的申明:拒不承认善后大借款,也不会出一分钱偿还借款。这是一个重磅炸弹,陆振华作为北洋军队内部的实力派之一反对大借款,不得不引起人们的疑虑。陆振华面对各方面的电报,只好在报纸上回应:这笔贷款,使中国盐政权落入外国人之手,至于借款数额虽然是2500万英镑,听起来数字很大,可是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四国、六国、比国以前的各项垫款,以及五国银行团、各银行所借的款,共600万镑,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280万镑,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镑,真正拿到手的借款,不过债面40%,而借款47年的利息合共是4285万镑,本利合共是6785万余镑。中国财政需要借款,但是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为前提,我们欢迎公平的商业性借款,而非政治的大借款。 陆振华的回应一下打在了袁世凯的软肋上了,没办法袁世凯只好派出徐世昌前来说和。徐世昌与陆振华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陆振华当年结婚时的男方主婚人就是他。陆振华不能不给面子,所以山西省省长杨士琦也被陆振华放出来作陪,陆振华在家中准备酒宴宴请徐世昌。陆振华先给徐世昌敬酒,然后就不停的闲聊。但是马上就要和六国财团签约的袁世凯,不得不快速摆平陆振华。 “兴中贤侄,老夫就不绕圈子了,你要如何才不反对中央借款呀?”徐世昌问道。 “老大人呀,你说我能相信他袁世凯吗?”陆振华笑而不答的反问道。 “我觉得还是可信的。”徐世昌笑着说。 “老大人呀!如果是你我就信了,可是他袁世凯我却不敢信呀。你问一下杏村兄,在1907年回国的时候,清廷想用我来牵制他袁世凯。我与他约定:无朝廷命令我不插手他的北洋六镇,他也不得阻挠我的新军编练。哪知道第二年他就伙同庆王爷将我从唐山逼到绥远。辛亥年,我有与其相约,我不反对他做大总统,他不得插手西北四省。结果了,去年阎锡山叛乱有他的影子,今年更过分竟让想派人来谋财害命。他袁世凯一定不会说,他安排人想强行逼我出让手中的股份,还要杀人灭口吧。”陆振华说道。 徐世昌看着杨士琦,见陆振华说的一切他都没有反驳,也就心里明白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看来这次调解不好弄呀。徐世昌笑着说:“贤侄还是要一切向前看吗?我们不要记仇了,抓住眼前的才是最重要的。” “看在老大人的面子上,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我要热河和黑龙江两地。第二我要华北地区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开采权。”陆振华说道。 “第一点我可以答应你,你也知道俄国人在呼拉尔地区搞独立运动,东部蒙古也不稳定,最后肯定是要你的西北边防军出面去处理的。第二点采矿权好说,你只要能同意让北京城的那些个大员们入股,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铁路修筑权,大多数已经出让给国外了,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外交冲突。”徐世昌说道。 “我修铁路就是要同外国人竞争。菊老,我在西北的三个钢铁厂修建完成后就可以年产钢铁达到近百万吨,如果不修铁路钢铁就会卖不出去,最终会导致钢铁厂的倒闭。”陆振华说道。 “好吧,我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帮你争取,最少铁路是中国自己修建的。”徐世昌说道。 陆振华处理完与袁世凯的的纠葛这后,马上就转入即将到来的平叛准备中去。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陆振华无关,他也没有能力去管。而现在最为急切的问题是在处理蒙古问题是尽量要避免同老毛子冲突,因为陆振华这次兵行险招,从袁世凯手中强行要来了两个省得地盘,这就注定了陆振华将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rou中刺。同俄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双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大战一场。俄国人被欧洲的紧张局势给牵扯了太多力量,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同中国人大战一场;同样陆振华也不愿现在去跟老毛子拼命,陆振华想等到俄国革命时再动手收复失地。 陆振华在军事上的部署上显示出一副要打大仗的样子,政治外交上却并没有放弃同俄国人的谈判。俄国人现在有几万俘虏在陆振华的铁路修筑工地上干活,陆振华通过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将当时的外交官施肇基和顾维钧调到西北同俄国人谈判。 “植之兄,少川兄,这次找二位前来就是负责同俄国人谈判。我一向认为专业性的事情由专业人士去完成,我只知道外交实力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所以我对具体的谈判就不参与也不干涉,我只是提几个原则性的要求。第一,不要同他们答成任何长期的和平条约。第二,不要在主权和领土上让步。第三,尽可能让俄国人不要直接出兵。”陆振华说道。 “大人后面两条都好理解,可是为什么不和俄国人答成长期和平协议呢?这对我国北部安全是一件好事呀!”顾维钧问道。 “少川呀!你不要只是从国内来考虑问题,你将眼界放开一些,从世界这个大棋局上来考虑就不会有疑问了。不信你问问植之兄,现在欧洲的局势如何?”陆振华说道。 “大人的确是如此呀,欧洲大战在即,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战局如何发展。现在不签署长期的合约就是为了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的参与行动,免得受到合约的约束。”施肇基说道。 “大人,少川受教了。只是这样一来不就是趁火打劫吗?”顾维钧说道。 “这就是现代外交的本质。国与国之间没有人情可将,有的只是利益。”陆振华说道。 “这就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观点: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就是英国外交的准则。”施肇基说道。 “没错,我们就是要维护自己祖国的利益。现在局势对我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不利的一方面。我们就是要趋利避害,为我们谋取最大的利益。你们在哈尔滨同俄国人谈不着急,我会出动五万左右的军队对独立势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支军队就是来给你们撑腰的。”陆振华说道。 “大人放心,我们知道怎么做了。”施肇基和顾维钧说道。 袁世凯现在已经做好了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13年春,中国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四个:外蒙古及黑龙江的中俄边境地区,华北的北京周围,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由于中俄局势紧张所以外蒙地区的部队最先被排除了。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 5月15日取消黄兴上将头衔,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6月14日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6月18日令粤汉川汉铁路由交通部直辖,准督办岑春煊辞职,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江西、广东、安徽省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又都是国民党党员。 袁的这些行动,显示他已和国民党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北洋军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袁用兵的两个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配备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可能产生的抗袁力量。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及两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长江各省被袁控制。江西方面,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