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四章．难忘的那一年
在南桃花村东北二里地有个山沟叫“水沟”终年流淌着清清的小河，小时候，每逢礼拜日，放寒假都要到那里割柴，柴割够了，到河沟里摸渔，摸渔摸得来了兴致忘记了时间的早晚，我们背上柴禾刚走出不远天就黑了，割柴的地方离家还有八九里地，空着身走也得走一个多小时。星星都出全了，可割柴的小孩子们还没回来，可把家里的大人们给急坏了！家里的大人提着灯笼照着手电到“水沟”里去找人，走进水沟二里多地才看到了我们…… 水沟自幼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水沟东面的山沟就是潭峪沟，那里有响潭水库，水沟和潭峪沟之间叫“东鞍子“坡，东鞍子坡上有九道山梁，清朝中期北京城有个王爷相中了这里，这里左有潭峪沟右有水沟，两沟终年都有潺潺流水，中间夹着九条山梁，王爷说：“这叫九龙山。”王爷站在九龙山上，心情愉悦，向南一望，一片沃野，无有边际，王爷赞道：“头枕九龙山，脚踏马平川，好一个风水宝地！”暗暗自忖，我的陵寝建在这里，子孙万代前途无量啊！ 遂购置土地，砍伐地上树木，要在这里破土动工修建陵园，树砍了半截儿，来了一个当地百姓，王爷问道：“这里是不是叫九龙山？”百姓回道：“这里不叫九龙山，叫东鞍子坡。”王爷叹道：“罢！罢！罢！气煞我也！龙要扣上了鞍子还腾飞得了吗？”遂罢手，在这里修建王爷陵园的计划就此中途夭折了。 东鞍子坡，虽然没修起王爷陵园，可斗转星移，过了两个朝代，时光已到了一九七五年，市政府投资在这里修起了水库。因为这是个小水库，又因为这个水库修好后受益区将来是桃花公社，因此修水库的大部人员都是桃花公社的社员，修水库是三班儿倒，特别是打上混凝土后更得是三班儿倒，大夜班（从夜里十二点到早晨八点）虽然困得悠悠的，但下了班，居然又来了精神神儿，勤快的人下了夜班又忙活起了家里的事…… 此时，正值初冬季节，山上不多的荆条已掉光了叶子，合作社门口粉纸黑字写出了收荆条的告示：“好消息！合作社开始收购荆条，每百斤两块八毛钱。” 我很羡慕城里来的知青们穿的衣服，一套学生兰的制服，虽然那衣服洗得退了色，但依然那么典雅，让人肃然起敬，但做那一套衣服需要五六块钱哪！年底分的那一点钱早以派上了大用场，买淹咸菜的盐，买一点棉花，岂有光顾哪儿的机会呢？可这回终于有了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了。 下了大夜班，背上绳子，拿上镰刀，翻过两道山梁，漫山遍野的去搜寻那两块八毛钱一百斤的荆条，做一套学生兰制服的憧憬已让我忘记了推了一宿洋灰车的劳累。山里的太阳西斜了，把荆条煞上背，再翻过两道山梁，背到合作社里，居然卖了两块二毛多钱，我攥着钱，喜不自尽乐不自尽，因为我从来没享受过付出了劳动就能立刻得到回报的事情。 上山打了两次荆条，得到了五六块钱，做了一套学生兰制服。我还想再打几次荆条再干点儿别的什么，但已经不可能了。 北桃花村有一家人孩子有六七个，大的两个已到生产队干活了，已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还住着祖传下来的那三间小房，当家人整日为无房娶不到媳妇着急上火。洽在这一年，爷儿三个都被派去了修水沟水库。我看到了下了大夜班上山打荆条能挣两个钱这个商机，他们爷儿仨也看到了这个商机，他们爷儿仨下了夜班都去上山打荆条，他们打荆条的动机是娶媳妇，由于他们动机比我大，因此干劲儿比我大，他们居然一天打的荆条能卖十块八块钱，十块八块钱，对他们是个强大的诱惑，对别人也是个强大的诱惑，但有的人舍不得卖那力气，得不到那钱，产生了嫉妒，把他们下了夜班去打荆条搞自搂儿的事儿报告給了修水库领队的，水库领队的把此事报告给了水库指挥部，水库指挥部责成广播员写了一篇广播稿，对这种现像做了批判： “水沟水库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水沟水库的广大民工在伟大的***思想指引下，在水库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战天斗地，战严寒斗顽石已取得了伟大成绩！可竟有一小撮人逆朝流而动，上班出工不出力，下了班上山去打荆条，这是什么思想？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这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做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广播站虽然没有点名批判，但批判的是谁，大家早就心知肚明了。 水库的民工，每天下了班，每个村里领队的，都要把自己所领导下的民工集合在一起，对一天做的工作进行点评总结。这一天，北桃花村的民工已排好了队，领队站在了队前，严肃的发了言：“喇叭里的广播大家也听到了，在咱们‘连里’有的人出工不出力！搞社会主义抻着腰儿懒得干活儿，磨洋工！可搞上了资本主义他比谁干得都欢！我问你，你在白天里搞资本主义把劲儿都使没了，你在夜里怎么搞社会主义啊？我今天也就不点名了，望他好自为之吧！” 我今天再说一个事情，我们村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整天价媳妇媳妇的！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怎么老在资产阶级思想上打转转啊？今天我也不点名了，给他留下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改了就是好同志吗！”民工们听完了领队的点评，蔫蔫的散会了，失去了往日年轻人的欢快。 来修水库的民工大部是年轻人，这年轻人之中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我们这儿插队的知青一部分是南口的，一部分是市里海淀区双榆树的。青年男女在一块儿断不了谁跟谁好一些誰跟誰厚一些，这就引发了那些没有好的厚的人的嫉妒，想制造些是非，说出了一些好说不好听的话，而这些好说不好听的话又引起了那些当事人的逆反，使得他们唐而皇之的跟那些说三道四的人言道：“誰谁就是我媳妇！誰谁就是我媳妇！”说的次数多了让领队听见了，领队思忖，这还了得，这些年轻人脑子里整天都装着些什么呀？误七八糟的思想，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哪！”于是在收工总结会上就点评了出来。领队点评了以后，知青们收敛了些。 而那个被指责下了夜班去搞资本主义的爷三个再也不敢去打荆条了，因为他们家的老爷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划成了坏分子，坏分子的一家子假如再逆潮流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七五年很快就过去了，一九七六年来到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正在水库推石头，喇叭里传出来哀婉的音乐，周总理逝世了...... 我们修了一冬水库，到了春耕大忙，我们这些强状劳力回去种地了，水库留下了一部份人做那没做完的工程，那部份人多是知青。我非常怀念那段生活，那段全公社的社员在一块儿劳动的生活，特别是有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