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一章 花之争（三十三）

    燕窝是生活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暹罗、马来西亚金丝燕的窝，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里咀嚼转化的胶质物，它是清朝时候从暹罗来华的船只带来的，但更多是来自东南亚和日本。

    清缅战争是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一，战争结束清廷派遣使者封爵缅甸国王，正式建立起宗藩关系。

    然而暹罗却停止朝贡了，相对于刚刚结束了清朝十余年战争才无奈向清帝国称藩的缅甸，广东人郑信从建立政权的一开始就呈书清廷，希望接替大城国王，由清帝册封其为暹罗国王。

    但是乾隆皇帝认为他得过不正，不予认可，并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饬文。三年后，郑信趁着清缅战争期间押送了一批缅甸俘虏进献，并再次请封，经过了一番波折郑信才终于被清廷承认是暹罗国王，并且吞武里王朝再次纳入中原的宗藩体系中。

    朝贡体系是以中原王朝为主要核心建立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中原王朝通过册封中原以外地区的统治者建立宗藩关系，以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天下”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东南亚也形成了一个曼陀罗体系。东北亚属于汉文字圈，东南亚则是以梵文作为通用语言，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东北亚更趋于儒家文化，而东南亚则经历了漫长的印度化。即便印度已经在13世纪后开始衰落，印度的梵文、法典等文明要素在这一地区被予以保留，并且被本土化了。

    从朝贡体系来看，在宗主国中国的眼里，“天下”各国一律平等，都是平等的朝贡国，然而朝贡国内部其实存在竞争和矛盾，并且相比起东北亚，东南亚对朝贡活动的遵守仅限于有利可图的标准。暹罗和缅甸一直冲突不断，即便在清缅战争期间，缅甸也出兵占领了暹罗，并导致了暹罗的大城王朝灭亡。

    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出动了大批白象，场面蔚为壮观。

    “干什么？”乔治安娜问。

    “没什么。”波拿巴像是不在意似的说。

    她狐疑得看着他。

    “继续念啊。”他催促道。

    于是乔治安娜继续念了起来。

    正是因为大城王朝灭亡，才给了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的机会，他将占领暹罗首都的缅甸人赶了出去。也许郑信听说了中国巨鹿之战的故事，他也像巨鹿之战的项羽一样，在下令将行军的锅全部砸掉，并且告诉士兵们，如果不攻下城池，到城里吃饭，你们全部都只能饿死，然后他骑着战象率先发起了冲锋。

    郑信是个勇敢的军事领袖，在他统治期间吞武里王朝走向了辉煌。

    同时他也是个注重利益的商人，在朝贡体系中，中原王朝一直坚持“厚来薄往”，中原王朝回馈的礼物会比朝贡方丰厚，所以这在藩属国眼中无疑是一笔好买卖。而且朝贡的使节每次和尽心个朝贡贸易时会携带大量国内的产品到中国进行销售贩卖，他们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比如马嘎尔尼使节团可以享受免税。但是在中国的官僚阶级眼中，这是个亏本买卖，不仅中国回赠的丝绸、瓷器、平纹布在朝贡国当地可以卖非常有人的价格，并且他们还可以出口西方。

    在明代海禁期间，朝贡贸易也是中原王朝与藩属国之间仅有的贸易渠道，但暹罗人来得太勤快了，跟朝鲜差不多，从距离上看朝鲜可比暹罗近多了。

    暹罗与清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海外贸易的需求，在恢复正常贸易之前，暹罗不得不将燕窝等中国需要的商货送到日本，再由日本贩卖给“唐人公馆”里的商人。

    不论明清都需要大量白银，中国出口生丝，从日本进口白银这一基调在17世纪中叶由于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而发生了转变，规定中国船只只能带回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其余皆用铜代替，来日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的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对白银的出口限制导致了一种危险，即称为“拔荷”的走私贸易增加，为了增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日本唐人公馆，一开始允许入港的船只只有70艘，后来增加为80艘。

    强制限制的政策成效明显，日本铜出口量明显增加，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制造铜钱，但是即便如此幕府依旧觉得中国采购日本铜的价格太低，因此自己也造铜钱。他们在大阪设立“一座铜”，尝试创立出银铜关系体制，有效控制长崎的铜贸易，但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从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减为59艘。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量的同时，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海产品，比如鲍鱼干、海参、鱼翅，以及暹罗的燕窝，因为这些产品在草袋出口，所以被称为“俵物”。

    俵物产品的变化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要考虑消费者一方对干货的强烈需求，诸如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产品被称为“诸色”，由于它们的价格便宜，中国的需求量很大，仅仅80艘中国船只是不能满足日本方面出口需求，然而清庭也一样对日本船只进行了限制。

    在明朝，也就是日本战国时期，各个大名曾经争相向明王朝朝贡。

    这么做一可以得到册封，获得“正统”的地位，自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已经徒有虚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获得合法贸易的权力。

    为了争取这个朝贡的名册，大名、寺社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正德八年日本朝贡使节回国前，明朝曾发给他们新勘合的文册，然而这个文册没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时被大内氏夺取了，大内氏得到了这个堪合文册后准备独占明朝朝贡，于是派出了三艘船到达宁波港。

    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满，其中盘踞在坍港的细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贡的利益。当时的细川氏实力强大，并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细川氏图谋不轨，所以没有拒绝。正德文册被大内氏抢走后，京都幕府将已经作废的弘治堪合文册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得到文册后立刻派出“朝贡使船”，大概比大内氏晚十天到达宁波港。

    当时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贿赂后，就违背“先来后到”的规矩，先检查了细川氏的货物，后来又设宴，不仅同时让大内氏和细川氏坐在一起，还让细川氏的位置比大内氏更加尊贵。

    这激怒了大内氏的使节，于是他在宴会上杀了细川氏的使者，又将他们的贡船给烧了，副使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内氏追着他从宁波到了绍兴。

    历史上这被称为“争贡之役”，朝贡的大内氏使节一下子化身强盗，沿途烧杀抢掠，明朝出动军队进行镇压，这一事件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ZJ市舶司，仅留GD市舶司一处，也导致了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途径断绝。

    在本能寺之变后，丰臣秀吉取代织田信长，成为首次以“天下人”称号统一日本的封建主。

    丰臣秀吉有点像朱元璋，他也当过和尚，但不甘于平凡的他放下了经书，投奔了到了织田信长的帐下。

    他那个时代人们穿着更加华丽，这导致了日本对于中国生丝的高度依赖。

    然而生丝高昂的价格也是刚刚结束战争的武士阶级难以承受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领土、更多供养他们的农民。

    在朝贡体系中，朝鲜一直是重要而特殊的藩属国，它代表了东亚秩序的稳定。

    同时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自白川江之战后日本千年都没有动过朝鲜的主意。

    这时明朝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张居正已死，戚继光也死了，而日本方面刚完成了统一，战力和士气都极盛，而且丰臣秀吉控制了日本最大的银山，于是他就招兵买马，以朝鲜拒绝与日本结盟进攻明朝为由出兵朝鲜了。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第一阶段战争以与明朝议和结束，但万历仅承认他日本国王的统治权，不承认其对朝鲜的统治权，并且“内附”大明。

    丰臣秀吉当然不愿意就此称臣，然而他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于是在接到诏书后穿上了明朝的冠服，在大阪设宴招待了明朝使节。一年多后他再度叛乱，再度入侵朝鲜，这一次丰臣秀吉依旧告负，并且在途中病逝，由他5岁的儿子继承他的位置。

    为了制约那些和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大名们，丰臣秀吉选了以德川家康等元老派的“五元老”，以及石田三成等少壮派的“五奉行”，避免有人权力过大、互相制约，但是“少主”太小了。关原合战后“五奉行”解体，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再后来又爆发大阪冬夏之战，丰臣秀赖也就是丰臣秀吉和他的母亲自杀，整个日本政权落入了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手里。

    清政府成立后，皇太极改变了对日本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朝鲜建立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到了顺治时期，借着送还日本漂流民的机会表达建交的善意。

    然而日本却拒绝加入满清的朝贡体系。

    第一，德川幕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幕藩体系”，强化幕府的集权，削弱诸藩的实力，在幕府初期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措施却让西部的藩阀们强大起来，第二，基督教的传入爆发“天草之乱”等一系列影响幕府统治的叛乱，第三，也就是白银外流，即便日本有银山，也有枯竭的时候，于是幕府颁布了五道锁国令，停止造大船、停止传教、实行锁国。

    中日往来的商人需要提供一种名为“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只不许进行交易。

    这个制度首先是日本提出的，正式名为《海舶互市新例》，但因为它是在日本正德五年颁布的，因此叫“正德新例”，而当时中原的统治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的年号是康熙五十六年。

    康熙二十三年颁布了《展海令》，同年日本也颁布了《贞享令》，《贞享令》仅控制白银出口，到了“正德新例”则是白银和铜都受到了限制。面对这个可以称作挑衅的行为，最终康熙决定继续使用信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福州、泉州的船没有得到信牌，因此这些船刚入港就被勒令立刻离岸。异常愤怒的船主在宁波靠岸后就状告南京和宁波的船主，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正德”年号的信牌有损满清王朝的威信。

    在皇帝出面调解下，江南商人将信牌借给了福建商人，但因为江南商人种种阻挠，福建商人不得不退出中日贸易。

    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对日本干货的依赖，不仅中国沿海开始自己种植海带，并且还从其他国家口，东南亚移民也开始了，暹罗国王郑信就是移民和当地土著女性的后代，他也当过和尚，在寺院里学习泰语、汉语和越语。

    当时的燕窝“极贵”，通过对比《红楼梦》39回和《金瓶梅》23回螃蟹宴可以得出，曹雪芹时期的白银购买力只有兰陵笑笑生所在万历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清朝的燕窝是明朝的两倍。西门庆请的乐师李铭一个月5两银子，他不吃不喝半年可以买一斤燕窝，换成满清就要存一整年才能买一斤。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价格迫使满清开辟新的进口渠道，承认暹罗纳贡。与此同时走私变得异常猖獗，作为“信牌”的代替品，清政府颁布了“准海商领倭票”，信牌只作为买卖印记，不再负责稽查。

    这就意味着清朝水师不会去管那些去日本的商船可以不用担心幕府行驶“捕获权”，在欧洲存在私掠船，他们可以“捕获”没有特许证的商船。

    有了这个保证后，所有中国海船可以拿到准海商领倭票后去日本港口游弋，即便无法进入港口，也可以伪装海难卸货、取货，甚至后来干脆没有票的也去了，从事幕府禁止的拔荷。

    在东北地区，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因此制定“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做保税行，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广州十三行，却又和十三行有点区别。

    如果说广州十三行主要关注的是“买卖公平”，而东北的商号关注的是“从属关系”，颁布正德新例的新井臼石被德川家康称为自己的“一体分身”，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秩序中，日本等周边国家被称为“夷”，长期处于卑下的地位。然而女真人却是游牧民族，由此德川幕府催生出了争夺“中华”正统名分的意识，甚至有颠覆中式朝贡体制，实行日式朝贡体系的计划，正德新例确实有“弘扬国威”的目的。

    浏河港是当时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外商到达浏河港后必须先到保税行说明来历，等保税行确定这个外商没问题，再向海关报告并代替他交税，完成了这一切后外商才能进行买卖，他们要带着保税行开的票据，去找当地的牙行。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牙郎出身，他们类似掮客，撮合别人买卖的。在东北有外商和内商之分，内商主要是江南来的，他们运来生丝、大豆等物资，东北酱油店多，可是米粮是禁止贩卖的。

    牙行要承担内商身份保证人，他们要从布政司获取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进行监管，同时为外商办理出口手续，以尽量避免内外商之间的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收取1%到2%的手续费。外商没有保税行出具的证明，出了事牙行承担全责，有了保税行的证明，出了事四家保税行承担责任。

    “土商”可以不是当地人，只要身份明确、与当地人关系密切、还有熟悉内地模式即可，比如举人做杂货店老板的同期就可以当，但他只做杂货，保税行需要本钱付关税。

    浏河当地最有名的保税行吴员外以前是个流民，明末为了躲避战乱到了浏河，成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凭着岳丈留下的遗产，他开了保税行。

    虽然禁止江南直接运粮食到黄海，却没有规定从山东往辽东运大豆，也没规定怎么运酱油。

    而且随着辽东开发，东北已经从粮食输入，变为粮食输出了。

    从乾隆年开始，大豆榨油的作坊在东北越开越多，这些油不仅作为灯油，榨油后的豆渣也成了肥料，炒菜这种烹饪方式也随着豆油产量增加逐渐普及了。

    迟早有一天燕窝也会和王谢堂前燕一样走入百姓家的，但满清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吃过一口这种高级食材。道德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庄子徐无鬼说“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别人的听起来都有理，那么都要接受吗？全部都要接受吗？那你自己的是非观呢？

    庄子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是其是，那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是唐尧了。

    相比起做饭，庄子更喜欢弹琴，他让与他辩论的人摆好两张琴，庄子先弹了宫弦，宫音也随之发出声音，隔壁的琴宫弦也颤动了。

    这可能是关于弦共振最早的描述。

    如果任何一张弦改了调，就会五音中任何一个音不同，弹动它所有的弦都会振起来，这是基音和泛音共振现象。

    比如一个意大利歌唱家，基音就是本嗓，泛音就是在口腔、鼻腔共鸣后发出的声音，比如花腔女高音、抒情男低音，但他要是发不出基音，随便他怎么练习口型都没用。

    弹奏那根改调的弦，二十五根弦都动，它们绝大多数都和原来一样，只是最主要的声音以那根改调的弦发出的声音了。

    百家争鸣就跟齐国人把儿子送到宋国让他看门，却不让儿子拿钥匙，又像孩子丢了的家长，在家里翻箱倒柜得找却不走出家门，还有个楚国人，半夜无人的时候渡河，船还没靠岸就把船夫得罪了，他难道不怕船夫不让他活着登岸吗……

    “四十年来，我服务了人民，指挥了军队，战胜了敌人，这世界就在我的掌心……”

    乔治安娜冷艳看着旁边那个“意大利歌唱家”，他唱的“基音”没一个准的，更别说泛音了。

    “我掌握着它的命运，而我一直知道，所有的事情中，国家的命运瞬息间就会尘埃落定。”

    拿破仑唱的是《凯撒之死》中的台词，她顺手将枕头丢在“凯撒”的脸上，避免他继续唱这不吉利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