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再阴谋华北自治 一二九爱国运动
【史要】“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剌；“冀东事件”、“华北五省自治”；中＊共＊“八·一 宣言”，“一二·九运动”…… 却说，“张北事件”发生后，中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激起了国人的愤慨，都觉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于是，有人打算除掉蒋＊介＊石。 此时，李济琛、陈铭枢与寄居在香港、有“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密议，决定剌杀蒋＊介＊石。 于是，王亚樵派“《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化名“胡云卿”潜回南京，主持暗杀行动。 华克之以《晨光通讯社》的资助人、“华侨富商”身份到南京后，与该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及“记者”孙凤鸣组成了“暗杀小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华克之决定就在会上动手，枪法精熟、有“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在“义举”前的一天晚上，大家在《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是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体会议”如期举行。此次大会，除“西南派”的“粤、桂”籍“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各派要人齐聚南京，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权在握的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 这一天，“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 上午八时，“中央委员”百余人照例到中山陵谒陵；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由于，办理采访会议的“特别记者证”取得晚了，孙凤鸣在“中山陵祭陵”和“开幕式”之后才得以进入会场。进场时，正赶上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孙凤鸣决定趁合影之际刺杀蒋＊介＊石；然而，此时只见汪精卫坐在前排，但不见蒋＊介＊石。 原来，性格多疑的蒋＊介＊石见此时会场秩序混乱，预感会出事；因此，当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时，他却借口身体不适、独自留进了休息室内。 汪精卫请他“下楼”，蒋＊介＊石仍仍不起身；于是，汪精卫独自下楼参加合影。 镁光灯闪起，置身记者群中的孙凤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只好“剌杀汪精卫”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孙凤鸣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装有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诛杀汉jian！”一边向汪精卫连开三枪；第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汪精卫中弹应声倒地。 枪声响起，秩序顿时大乱；汪精卫的侍卫举枪还击，孙凤鸣也胸部中弹倒地。 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恐从休息室内跑出。 此时，汪精卫已倒在血泪中；蒋＊介＊石连忙《命》人将汪精卫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抢救。同时，将“凶手”孙凤鸣也送往医院，欲留“活口”以取口供。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突然用力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蒋＊介＊石被责问得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此时，现场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也都怀疑是蒋＊介＊石指使人所为，只是暗思而不敢言。 虽然，汪精卫经紧急抢救后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还有一颗子弹留在胸部未能取出，数年后仍要了他的命。 孙凤鸣被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危在旦夕。 但是，南京当局为从他口中获得线索，《命》医生给其注射强心针；然而，未能如愿。孙凤鸣在弥留之际只是说：“我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是良心主使我这么干。” 十一月二日凌晨，孙凤鸣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岁。尔后，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并在他的家乡江苏省铜山县黄集镇、立碑以缅怀。 汪精卫遇刺，令蒋＊介＊石非常被动；事发之后，蒋＊介＊石立即召集“蓝衣社”的特务，《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于是，特务们到处搜捕。 虽然，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没被当场缉获；但是，特务们很快发现是仨人所为。 接着，就有四十多人被捕；张玉华、贺坡光相继被捕杀，孙凤鸣的妻子、妻妹和贺坡光的老母、胞兄都未能幸免。 不过，华克之得以走脱，特务们悬赏五万大洋终不得缉。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华克之经廖承志、潘汉年介绍，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华克之戴着神秘的面纱、隐没在“抗战”的大潮中，更令特务们无从下手了。 当蒋＊介＊石得知“剌杀汪精卫”又与王亚樵有关、且剌杀的锋芒其实对准的是自己时，更是惶恐不安、恼怒至极、必欲除之。 因此，蒋＊介＊石对戴笠下《令》：“限期擒拿王亚樵归案。”并言：“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行；否则，再不要见我。” 于是，戴笠派遣大批特务赴香港，但仍毫无收获。 后来，王亚樵在遁往梧州时；因其部下余立奎之小妾余婉君的出卖，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被戴笠的手下所杀。 王亚樵死后，老友郑抱真及徒儿许志远为其买棺收殓，安葬于梧州倪庄。 这位堪称“暗杀大王”与“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被除掉后，蒋＊介＊石遂去了一块心病。 王亚樵的侠胆义肝、为民除害、天马行空般的独往独来之举，使国人敬佩；但最终惨遭毒手，实在令人腕惜。 后来，周＊恩＊来在提到王亚樵遇难时，曾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此乃后话，顺提略叙不赘述。 且说，中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后并不能带来安定；日本又得寸进尺地蓄意制造“冀东事件”，大肆鼓噪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将中国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五省再分离出去。 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浪人团体“华北青年同盟会”与曾为“北洋军阀秘书”、有“汉jian首领”之称白坚武组织的“东亚同盟自治军”发动了“丰台兵变”；企图夺取北平，促成“亲日反华政权”，但被中方迅速镇压溃散。 “丰台兵变”失败后，日方派多田骏接替梅津美治郎出《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当时，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通力协作下，非但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工作也有了飞跃进展。 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旬，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并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奔波于保定、太原、济南等地，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人来实现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 土肥原贤二先是向宋哲元正式提出“建立辖有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防共委员会”，并允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 接着，土肥原贤二又在十一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在十一月二十日前，照他的《方案》首先《宣布》“自治”。 “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则要挟宋哲元，声言：“土肥原贤二的要求必须实现，无商量余地。” 同时，多田骏亲自飞到济南，引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派人去保定，诡称“宋哲元、韩复榘已对‘华北自治’表示‘同意’”，以胁迫在医院治疗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返回北平“协商事宜”。 蒋＊介＊石获悉此事后，亲自飞赴太原，劝说阎锡山等人不要跟日本搞“自治”。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也对宋哲元、韩复榘做工作，要中方各将领“避免与日方接触”。 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在各种外交场合上《宣扬》：“对‘华北自治运动’，无理由取消。” 十一月十二日，“关东军”悍然派出“独立混成第一旅”的一个“步兵联队”、一个“轻型坦克中队”和“野战重炮兵大队”，集结于山海关进行威胁。 同时，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关东军”以“中国中央军沿陇海路北上，恐有保护山东侨民之必要”为借口，下《令》空军六个中队“在山海关、锦州一带集结”。 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奉《命》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第二天，迫于“日军”压力，“南京政府”赶紧答复说：“中方准备将‘华北自治’相关问题与日方按‘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 所谓“广田三原则”，即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由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经多次商议达成、并于同年十月在“日本五相会议”上通过的“对华政策”。 其实质是：“一、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二、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三、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南京政府”如此回复，已算是迫不得已。 但谁知，有吉明得到广田弘毅的《训令》：“因恐中国方面利用‘三原则’在解决‘华北自治’问题时讨价还价，故两者必须分开；关于‘华北自治’问题不应‘谈判’，而是‘要求’与《命令》！” 同时，为逼迫宋哲元下决心“自治”，土肥原贤二决定先让早已受日本控制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以“宋哲元”的名义在冀东掀起“自治运动”，以起到示范作用。 十一月二十二日，殷汝耕指挥保安队在《塘沽停战协定》划定“非武装地带”线内的河北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宣布》“自治”，并诳称“得到宋哲元的同意”。 “冀东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即派“驻南京陆军武官”雨宫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另派高级人员与日本交涉。” 接着，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又在通州等地悬挂五色彩旗，《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自治独立’。”成立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自《任》“政务长官”。 从而，冀东地区的通县、抚宁、卢龙、顺义、滦县、迁安、宝坻、怀柔、临榆、密云、宁河、平谷、遵化、蓟县、昌平、兴隆、丰润、玉田、香河、三河、昌黎、乐亭等二十二个县完全沦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于是，由日本一手导演的“冀东事件”酿成了。 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北平、天津等地也策动了一系列要求“华北自治”的“请愿”活动。 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被迫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而此时，寄人篱下的石友三见“冀东事变”有机可乘；遂秘密离开了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并在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冀北保安队”，石友三自《命》为“冀北保安司令”。 蒋＊介＊石无奈，遂将他收编；自此，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归辖于宋哲元；并按“国民政府军”序列编为“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 且说，“冀东事件”和“华北自治”发生后，日本“亡我”之心更显；而“国民政府”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国人深怀不满、大失所望。 在此屡屡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却从国外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执笔撰写的，最早在莫斯科发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刊登于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 《八一宣言》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所以，她与以往任何《宣言》不同之处；就在于，她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八一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组成“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特别是，《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有关“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jian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等条款内容深受国人拥护。 《八一宣言》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后，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时，正值日本制造“冀东事件”、迫使“华北自治”；而蒋＊介＊石却仍热衷于内战“剿共”，对日本一味的妥协让步、失地丧权。 目睹着“日军”的侵略魔掌向“冀、察”伸来，国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特别是，处在北平的学生更是痛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在《八一宣言》迅速传遍国内之时，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北平临委组织部长”彭涛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会”。 “****会”成立后，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十二月六日，北平十五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同时，《宣布》：“动员全国对日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十二月九日成立的消息，“****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在中＊共＊党员****、姚依林、郭明秋等人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于是，史称“一二·九运动”发生了。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但因，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一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并派出大批军警在街道要冲设立岗哨，以阻止学生游行请愿。 上午十时许，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校的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jian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呼声。 此时，北平城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并有学生被逮捕。 于是，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十二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 《请愿书》中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何应钦避而不见，致使“请愿”不成。 顿时，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 一路上，不时有冲过军警阻拦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六千人。 游行队伍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市民散发传单、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了北平市民的支持。 当游行队伍的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下手了；军警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爱国学生不畏强暴，一面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一面继续前进；学生们与军警搏斗中有百余人受伤，被捕学生三十人，游行队伍终被冲散。 第二天，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 “国民政府”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实施镇压，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潮。 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广州、成都、重庆、保定、太原、长沙等地先后爆发爱国学生的集会与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的“****会”及社会各界纷纷给北平“****会”发来《函电》，表示“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 十二月十四日，北平报纸再次登载了“国民政府”定于“十二月十六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会”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是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一万余人分为四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领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 学生汇集到天桥广场后，又奔向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却遭到大批军警的拦截。 不过，学生的示威流行迫使“国民政府”当局不得不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往后推到十二月十八日。 是日，终于在大批军警保护下，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日本人推荐的王揖唐和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此，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了。 学生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全国各地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 十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行动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jian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 广州、上海的邮务、铁路工人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 鲁迅、宋庆龄等许多爱国知名人士则公开发表讲话，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奋斗精神”，谴责“政府当局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并捐款支持和救助学生。 同时，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 如此，由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经久不息，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