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国民党还都南京 关东军榆关事变
【史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榆关事 变”，“日军”攻占山海关；“故宫”文物南迁…… 却说，中＊共＊召开“宁都会议”之时，受“国联”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后，终于结束调查、回到北京，并于十月二日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了一份《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分十章，共约十四余万字。虽然，《报告书》中认定了“东三省是中国一部分”，并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 但是，对于“九·一八事变”却是含混模糊、是非不清，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向中国传播渗透”是导致事变的重要因素；从而，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武力入侵中国东北”开脱。 同时，主张“中国的‘东三省’既不应维持‘满洲国’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应‘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将中国的‘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 虽说，这份《报告书》听上去似是不偏不倚地对“中、日”各打了五十大板；但说穿了，无非是想借口“国际共管”将“中国的‘东三省’从日本人手上转到‘西方列强’掌中而已”。 因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各方反应不一。 中＊共＊一眼就识破了“西方列强”隐藏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的真实意图，即“趁火打劫，企图瓜分东三省”。 因此，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中＊共＊作出了《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报告书》，企图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强盗联盟来瓜分中国；所谓的‘国际共管’，无非是在维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的基础上，给别的帝国主义者能插足中国东北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武装侵略，经过‘国联’的装饰而变为合法而永久的占领。同时，达到解除满洲及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武装、镇压中国的苏维埃之目的。而让日本在满洲存在，又可将满洲转变为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 为此，中＊共＊呼吁“国人”：“团结起来，用民族革命的武装斗争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三省，并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 各地《报刊》则也都纷纷撰文，揭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欲“借口‘国际共管’行‘瓜分东三省及中国’”的企图；从而，激起了“国人”对“李顿调查团”的谴责和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抵制和“反对”。 而日本，由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主张“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当然很不高兴而难以接受。 因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为侵占中国“东三省”的需要而一手扶植起来的；若是“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岂不是在拆日本“好不容易搭成的台”？ 何况，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已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一份所谓的《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是日本为了让“自己侵占中国的‘东三省’披上‘合法’”的外衣而签订的，其中有言：“‘满洲国’尊重‘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条款。” 据此，日本曾通过“日、俄”《朴次茅斯和约》及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所攫取的山海关以东、俗称“关东州”的旅顺、大连一带大片地区，也就可仍由日本继续直接管辖了。 更由于，《日满议定书》中还有“‘满洲国’的领土由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共同防御”、“‘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日本有权开发中国东北的矿业资源”、“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等条款。 如此，日本便可利用由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冠冕堂皇地将中国的“东三省”占据了。 而若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岂不是要日本将“已到口了的肥rou吐出来”？所以，日本拒绝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而要“‘国联’承认其在‘满洲’一手制造的既成事实”。否则，扬言：“将与‘国联’对抗到底。” 至于由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个《报告书》认定了“‘东三省’是中国一部分”及“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这正是“国民政府”所需要的。因为，那将对于贪得无厌的日本多少能起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令其有所收敛；从而，能让早已被“国人”骂得焦头烂额了的“国民政府”舒一口气；且如此结果，说明自己以往“采取对日不抵抗、寄望于‘国联’能主持公道”的努力，应算是正确的了。 忧的是，《报告书》中主张的“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岂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如此，又怎向“国人”交待？但转而一想，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总比被日本独占了强；看来，在别无良策的境况下权可如此了。 于是，蒋＊介＊石＊《指示》“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对《报告书》应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过度反抗。” 因而，施肇基就向“国联”表示了“对《报告书》原则接受”。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最关注的是如何将“被其视为眼中钉的中＊共＊及‘红军’剿尽殊灭”。因此，他对施肇基下达《指示》后，就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搁置一旁，又倾注于对中＊共＊“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了。 果然，中＊共＊“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情势日渐吃紧； 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众皆诧异了。 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又要求并敦促“‘红一方面军’主动进攻”；欲行“围魏救赵”之策，以“牵制‘国民党军’、缓解‘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压力”。 为此，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了的******遂与朱德商议，决定“按‘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对‘国民党军’发起‘主动进攻’”。 只是，拟向“国民党军”兵力相对薄弱、易于攻取的闽北进军；如此，避开了装备精良、已进抵赣中了的陈诚部，绕道闽北后、可挺进赣东北。 因为，赣东北与“鄂、皖”毗连；“红一方面军”一旦挺进赣东北成功，可对正在“鄂、豫、皖”三省实施围剿的“国民党军”予以威慑，以收“牵制‘国民党军’，缓解‘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压力”之效。 同时，还能与活动在“闽、浙、赣边区”的弋阳和横峰等地，由周建屏《任》“军长”、方志敏《任》“政委”的“红十军”取得联系。 ******与朱德商定后，即于十月十四日下达《命令》，《命》：“‘红一方面军’向闽北进军。” 果然，“红一方面军”东进后，将驻在闽北的“国民党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自十月十八日起兵，仅用了五天时间，就连克了闽西北的建宁、泰宁、邵武等地。接着，“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折向入赣，又攻取了黎川；另一路则北向攻取闽西北的光泽；然后，也折向入赣，再攻取赣中东的资溪和金溪。 如此，至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连克了闽西北的建宁、泰宁、邵武与赣中东的黎川、资溪、金溪等七座城池，兵锋更是指向赣东北。 何应钦闻《报》“江西的‘红军’连克数城”，不由得大惊失色了；赶紧《命》已驻在南城的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与驻在抚州的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 然而，孙连仲因已屡遭挫，畏缩在抚州不敢往攻。 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进至金溪的太坪头后、即遭到了寻淮洲所率“红七军”的阻击，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在南城的渭水桥也遭到由彭德怀亲率的“红五军”的阻击；许克祥与李云杰部各被歼一个团后，皆龟缩回南城、也不敢再出了。 如此，“红一方面军”绕道闽北、挺进赣东北之举，应算是成功了。 然而，“红一方面军”挺进赣东北的成功、并不能扭转“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局势；结果，“红四方面军”主力还是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红三军”也被迫撤离“洪湖苏区”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 至此，“鄂、豫、皖”三省内的“围剿”与反“围剿”终于以“红军”的撤离而告结了。 鉴于此，“红一方面军”也停止了本欲“再北向挺进”的步伐；于是，赣东北的战鼓也停息了。 且说，蒋＊介＊石＊对中＊共＊“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得手后，这才回过头来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也进行“围剿”了。 但在实施“围剿”前，蒋＊介＊石＊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办，那就是让尚在洛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 其实，那些整日沉溺于灯红酒绿中享乐惯了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岂能耐得洛阳的凄清与寂寥？早已都悄悄溜脱，有的甚至回了南京；只是，谁都没张扬罢了。尚不敢擅离而还留在洛阳的，无非是些政府各院部中、处于底层的办事人员；但也都叫苦不迭，盼着能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 所以，当《还都令》下达后，这些早已盼着回江南而望眼欲穿了的办事人员也都脚底抹油了；因此，十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即又匆匆地由洛阳迁返南京了。 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洛阳作为“国民政府”临时“行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使命，在历时十个月后便《宣告》结束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即调兵遣将、急不可耐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同时，蒋＊介＊石＊还利用由其自《任》“社长”的“复兴社”与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等特务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大肆搜捕“中＊共＊党员”；特别是上海，更是处在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果然，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与镇压，不时有“中＊共＊党员”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中＊共＊的一些秘密组织与机构也遭受破坏；如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的秘密活动空间被极大地压缩、甚至于连生存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鉴于处境的严峻与险恶，为“中＊共＊中央”的安全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 而在上海则设立“中央执行局”，并由博古指定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其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与“政治局”的卢福坦、康生等人继续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执行局”工作。 如此决定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博古、张闻天、****等人离沪去往江西了。 但就在博古等人离沪后不久，卢福坦即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被“英国巡捕”抓获、并递解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投敌。 虽然，康生深谙秘密工作之道而设法避免了被抓捕，但也终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所幸的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让其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去了苏联”，这才让他脱离了险境。 而一年后的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李竹声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李得钊等人在公共租界内马立斯新村的“中央执行局机关”开会时，也被“国民党特务”探知而被捕。 李竹声被捕后，经不住徐恩曾的利诱劝降而也屈膝投敌了，并出卖了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盛忠亮等人。 盛忠亮被捕后，则在其女友、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秦曼云的劝说下也变节。 如此，李竹声、卢福坦、盛忠亮等“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后、都变节投敌了；因此，“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受严重破坏后几乎瘫痪；致使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几近消声匿迹。 且由于，“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从而，中＊共＊的工作重心遂由城市转向了农村。 此皆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等地对中＊共＊实施破坏与镇压并处心积虑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再行‘围剿’”之时，东北的山海关忽然又出事了。 山海关乃明长城东端起点，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可谓雄关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因此，早在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日本为觊觎“东三省”，已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驻有“日军”。时在山海关南面的四炮台、东面的吴家岭等地，仍有辖属于“日军天津驻屯军”的“山海关守备队”驻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山海关守备队”也曾蠢蠢欲动；只因，“守备队”的兵力仅有两百余人难以成事，这才不敢妄动。 然而，“日本关东军”轻取锦州后，也就得陇望蜀地将目光投向关内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更欲将其版图拓展到内蒙与热河。而欲向关内拓展，首先得夺取山海关；因此，“关东军”开始打山海关的主意了。只因，“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到来，“关东军”这才有所收敛、暂没滋事。 然而，“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日军”就急不可待地欲进取山海关了。 为此，继本庄繁后、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即将西义—的“第八师团”调往锦州；其中，”第八师团”的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三宅忠强的“骑兵第八联队”、广野太吉的“野炮兵第八联队”等部，则驻在山海关前的“北宁铁路”沿线，随时准备攻打山海关。 不过，此时在山海关驻有“东北军”的“步兵第九旅”；而由关外撤入的“东北军”的“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等部，则分驻在抚宁、昌黎、迁安等地。 因此，“日军”有所顾虑。 然而，“日军”虽有顾虑、但却不肯善罢甘休，遂又寻衅滋事以试探“中国军队”的反应。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甲车，借口“追击义勇军”驶到山海关站东端的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开炮；接着，“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并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关东军”在山海关寻衅的同时，日本政府则致《电》设在日内瓦的“国联”，谎称：“此次‘中、日军队’冲突，乃因山海关城内藏匿‘义勇军’所致。”并恶人先告状地反诬：“‘中国军队’先开枪射击。” 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且《宣称》：“‘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对于日本的无端指责与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当然难以接受。 然而，一直寄望于“国联”斡旋调解的“国民政府”仍力求“避免冲突”；因而，对于“日军”炮击山海关，仅以“事出误会”四字轻描淡写地处置，希图能息事宁人。 因而，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只得忍气吞声地“遵命”没予还击。 如此，“关东军”遂又放胆了。 于是，武藤信义又将“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及张海鹏的伪‘满洲****第一师’调往绥中，驻在旅顺的‘第二舰队’也调往秦皇岛海域待命”。 同时，“第八师团”的“工兵第八大队”则在山海关北面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并日夜施工、增筑辽西至热河的公路，为采取更大规模行动作准备。 与此同时，有“华夏通”之称的“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正次郎，以其“长期驻屯山海关、与‘东北军’将领常有往来”的便利进行游说；欲以“重金利诱”，使时《任》“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在山海关《宣布》“独立自治”。 然而，何柱国不为所动。 且何柱国见“‘日军’对山海关已有图谋”，深感“守土有责”的他觉得事关重大，须“向‘张少帅’当面禀告、不可迟缓”。 于是，趁“‘日军’炮击后、山海关暂告平息”之时；何柱国《命》“‘第九旅’各部‘严守防地’”，自己则亲赴北平、去向张学良禀报军情”，以求定夺。 虽然，“李顿调查团”来华后，似乎让人觉到了“东三省有收回”的希望；然因，“日军”已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地将“东三省”全侵吞，这令张学良已对“国联”不抱任何幻想。而今，听了何柱国的《禀报》；见“日军”又在关前陈兵，揣知其必为“图谋关内”，遂觉得不可再掉以轻心了。 否则，连自己尚可驻屯的华北也有危了？所以，山海关不可再失，长城的各处关隘也须派兵防守。 为此，张学良要何柱国“速回山海关”，以防不测。 同时，又《命》商震部“开赴滦河”、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部“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开赴界岭口”，各守长城关隘、以防“日军”来犯。 而“日军”见“利诱何柱国不成”，遂图穷匕首见了。 于是，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明目张胆地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如此，史称“山海关事变”爆发；因为，山海关又名“榆关”，故又称“榆关事变”。 时正“从北平返回途中”的何柱国闻《报》“‘日军’果然攻打山海关了”，即下《令》：“坚决抵抗。” 同时，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如此，“守城将士”被激励了，个个奋勇浴血奋战，手刃了攻城的“日本守备队长”儿玉等多人，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 然因，“第九旅”的“第六二七团”、“第六二五团”此时都驻在山海关城西的红瓦店、七星寨、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等地，山海关城内的守军只有“第六二六团”。 而攻打山海关的“日军”仅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就有三千多人，加之有飞机、铁甲车、火炮的配合，“中国军队”仅有一千余人的“第六二六团”如何抵得？ 因此，坚守至一月三日，“第六二六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第二连连长”刘虞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等四百余人阵亡后，身负重伤的“第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只得率部退守石河西岸防线。 至此，山海关又被“日军”攻占了。 山海关失陷后，华北及“平、津”都危在旦夕，这可急坏了“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们。因为，“故宫博物院”内珍藏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稀世珍宝；一旦北京失陷，这些珍藏文物若有散失，该如何是好？ 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他们连夜就把一批书画、瓷器、铜器、铜镜、铜印、玉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善本、刻本和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文献，都细心打包装箱；然后，由“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负责押运。 二月五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二千一百十八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五月十五日运走文物五批，共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被运到南京后，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又从南京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如此，辗转流离、跨越数万里；最后，终于历经十多年光阴、两场战争，幸存下来。 此皆后话，顺提恕不细述。 山海关陷落后，举国震惊了；民众哗然，纷纷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一月七日，中＊共＊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华夏民众及瓜分华夏的新阶段。”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人通《电》“国民政府”，希望政府“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 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此时，正在部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不知所措了。 “榆关事变”把蒋＊介＊石＊的计划全打乱了，他既不愿放弃谋划已久的“剿共”大计，又不能置“国民”高涨的“反日”情绪于不顾。 唉，只怪小日本太不知足；得是“东三省”，竟然还垂涎华北，真是贪得无厌！看来，对于小日本，仅靠“国联”不足以慑阻，还得靠来点实的；至少，得做点样子给“国民”看，以堵了那些“多舌者”的嘴。 为此，蒋＊介＊石＊一面致《电》“国联”，再次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列强能‘主持公道’”，一面则派遣徐庭瑶率“‘第十七军’北上参与‘抗战’”。 于是，“长城抗战”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