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殊日寇虹口爆炸 再辱国淞沪协
【史要】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淞沪停战协定》；“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并整编，“南雄、水口战役”…… 却说，“红军”东进福建打响“漳州战役”之时，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居间调停的中、日“淞沪谈判”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中。 时在洛阳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急欲与日“议和”，以便“淞沪停战”后能尽早还都南京。 然而，已从战争中获取利益了的日本却无“停战、议和”的诚意；其坐到谈判桌前，无非是碍于“列强”调停及国际社会的一些压力而已。 所以，当“中方”希望能恢复到战前状态时，已侵入淞沪了的“日军”岂肯答应？因此，“日方代表”总会利用各种借口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有时甚至于以“缺席”的方式加以阻挠；意在迫“中方”作出让步，以让“日方”得到更多的东西。 因此，中、日的“淞沪谈判”自三月十四日开谈以来，虽已历时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结果。 同时，“日军”由于攻占了上海的吴淞、江湾、闸北等地，显得甚是得意张狂；准备于四月二十九日藉“庆祝昭和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之机，在已被占领的“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军”欲在上海召开“祝捷大会”，这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更令中国军民忍无可忍了。 连本就不愿“对日妥协”、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也潜至上海，与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及其“友人”、时《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王亚樵密商对策；最后，决定“采用暗杀方式、捣毁‘日军’的‘祝捷大会’”，以雪国耻、将日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提到暗杀，这可是王亚樵的拿手绝活；因此，王亚樵二话没说、义不容辞地担下了这个任务。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过“讨袁”、“护法”，曾《任》“安徽宣慰副使”。 目睹“列强”侵华瓜分中国，政府却软弱无能，致使“华夏民族”濒临垂亡；秉性倔强、嫉恶如仇的王亚樵甚感痛心疾首，遂常以“行刺、暗杀”等非常手段除jian灭暴、为国效命。 王亚樵曾于一九二三年就成功刺杀了“江苏都督”齐燮元的“亲信”、时《任》“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后又刺杀了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王亚樵对于蒋介石竟干出如此滥杀无辜、行“亲者痛，仇者快”之为深恶痛绝，遂成了一名激进的“反蒋”人物；尔后，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味的叫嚣“攘外须先安内”、对日“不抵抗”而热衷于内战，更令王亚樵觉得乃是“国难所致”之祸根。因此，打算干掉蒋介石；并于一九三一年六月，派人潜往庐山、欲刺杀蒋介石，以为国除害。 然因，蒋介石防范甚严，此事未竟、终成遗憾。 不过，王亚樵已因其大无畏地敢于仗义侠行、且善于行刺而闻名于世，故有“暗杀大王”之称。 只是，王亚樵承手“捣毁‘祝捷大会’”的任务后，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原来，日本也明白中国人必不会让他们在中国的境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担心这次活动不会顺利，也就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甚至于“不许任何中国人进入会场”。 如此一来，王亚樵就难以入场、亲自动手了。 然而，王亚樵却不肯罢休。为此，他找到了与其交情颇深、流亡在上海、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欲“借助韩国人之手”成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的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由流亡在上海的李东宁、李光洙、孙贞道、白南士、李承晚、安昌浩、金奎植、李始荣、崔在亨、李东辉、文昌范、赵素昂、申翼熙、玄楯、李春塾、鲜于赫、曹成焕、南亨佑等二十九位“韩国志士”，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二十二号的玄楯住所内成立的。 其宗旨是“抗日复国”、“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权”，这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可谓是目标一致、同仇敌忾。 因此，王亚樵求助后，安昌浩慨然应诺。 尔后，俩人又约见了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金九，以共商对策。 金九是朝鲜黄海道海州人，曾组织过“韩国独立党”、“韩人爱国团”等秘密组织。 为雪国耻，金九已于三个月前的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指挥过“韩人爱国团”成员李奉昌实施了未遂的刺杀“日本裕仁天皇”的“樱田门事件”。 而今，中国人有求，正为刺杀“日本天皇”未遂、而深感遗憾的金九当然欣诺，遂又派“韩人爱国团”的另一成员、朝鲜坡平尹氏人尹奉吉前往执行。 尹奉吉，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其三岁时，韩国就被日本吞并沦为了殖民地。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鲜半岛上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时，年仅十一岁的尹奉吉又目睹了“日军”对韩国民众的残酷镇压；在“三·一独立运动”日中，共有七千五百余人被“日军”杀害，另有一万六千余人受伤，四万七千余人被捕，这血腥的一幕令幼小的尹奉吉终生难忘且对“日军”充满了仇恨。 因此，一年前，尹奉吉经中国的东北、青岛辗转抵达上海结识金九后，即加入了“韩国人爱国团”，并誓言“抗日救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而今，尹奉吉见“为国效忠”的机会到了，岂可错失？即欣然受《命》。 四月二十九日，尹奉吉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就无所顾忌地毅然前往了。 由于，尹奉吉通晓日语；因此，没有引起“日军”的怀疑、就顺利地混入了已戒备森严的上海虹口公园。 是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时；尹奉吉迅速地冲到主席台前，将一枚威力巨大的自制炸弹准确地投到正在阅兵的几名“日本军政要人”脚下。 随着一声骇人的爆炸巨响，“祝捷大会”的主席台顿时成了血rou横飞的陈尸场。 尹奉吉的这枚炸弹，确可谓收获巨大；爆炸过后，只见“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已当场毙命，“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书记”友野盛皆被炸成重伤，“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炸瞎了右眼，“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了右腿。 而“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遇炸后，虽没当场毙命、送医抢救了；但结果，还是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只是，事成后，尹奉吉却来不及走脱，被“日军”逮住后英勇献身了。 爆炸案发生后，“日军”对金九等人也进行了搜捕。 不过，金九在“美国神甫”费吾生和“中国友人”、“同盟会元老”褚辅成等人的鼎力帮助下，终于逃离上海、躲避到了褚辅成的家乡浙江嘉兴，这才幸免于难。 虹口公园的爆炸声令同受“日军”蹂躏的“中、韩”两国人民都为之振奋了，皆盛赞尹奉吉的壮举，并誉其为“反日义士”；后世则在中国上海的虹口公园内修建了一座韩国民族建筑风格、以尹奉吉的号“梅轩”《命名》、俗称“梅亭”的二层亭阁，以志悼念。 虹口公园的爆炸使那么多日本“军、政”要人死伤，着实把“日军”吓得魂飞魄散了，其嚣张气焰顿消；从此，再也不敢在中国境内庆祝所谓的“天长节”了。 同时，本来对“淞沪谈判”百般阻挠的“日方谈判代表”也欲“尽快结束谈判”了，以免再引出更大的麻烦。 然而，“国民政府”却没有抓住虹口公园的爆炸已使“日军”丧魂落魄了的大好时机、争取应得的利益，却反而向日本妥协了；急欲“停战议和后、还都南京”的蒋介石，竟然授意对日本作出了重大让步。从而，仍让日本捞到了“连他们自己也不敢再想要了”的好处。 于是，在“虹口公园爆炸”后第六天、即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双方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依据《淞沪停战协定》，“日军”可长期留驻在上海的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再在上海的南市、浦东等地区驻扎了。 同时，为“监督撤兵”，还设立了一个由“中、日、英、美、法、意”等国共派十二名委员组成的所谓“共同委员会”，而长江沿岸从福山到大仓、安亭及从白鹤江起直至苏州河为止的大片地区，全须交由这个所谓的“共同委员会”监管；如此，“中国政府”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管辖。 结果，撤离上海的不是入侵的“日军”而是负有守土之责的“中国军队”，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淞沪停战协定》完全是又一份彻头彻尾、丧权辱国的“卖国”《协议》。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即于五月九日发出了《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以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嘴脸。 中＊共＊的《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淞沪停战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卖国协定，它非但没能阻止日本侵略行径，反而将上海的许多地区拱手让与。” 为此，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名义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并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国人”也又为之激愤了，谁也想不到上海民众倾全力支持“第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了那么多日、换来的却是如此一个丧权辱国的的《协定》。 因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到市政府前抗议、请愿，谴责“国民政府”：“断送了上海军民坚持三个月之久的抗战成果。” 曾《任》“北伐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时《任》“全国律师协会执委”的“著名律师”吴迈，更是当面怒斥了“上海特别市长”吴铁城，并用痰盂将其猛砸；吓得吴铁城赶紧从后门仓皇逃离，龟缩在英租界内的私邸中、不敢露面。 然而，对于“国人”的激愤，蒋介石却置若罔闻；并大言不惭地自吹：“《淞沪停战协定》是他巧妙利用国际压力签订的恢复事变以前状态的协定，是他依赖国联外交的成功范例。” 就这样，蒋介石不顾“国人”的共愤与谴责，仍一意孤行地接受了《淞沪停战协定》并付诸实施。 且由于，蒋介石对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敢于抗《命》不遵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二天，即欲“对‘第十九路军’进行‘整肃’”，甚至于打算将“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拆开混编到别的军中；然后，分别派往“皖、鄂、赣”三省去“剿共”。 然因，蒋介石的这一企图被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识破、并又遭到了抵制；蒋介石唯恐生变，这才不得不放弃原有打算。 尔后，蒋介石变换手法，假惺惺地为蒋光鼐、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的六名将领颁发了“宝鼎勋章”；同时，还将取得“‘庙行镇之战’胜利”的“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这既算是对“‘第十九路军’将士”在“淞沪抗战”中卓越功勋的表彰，且更是为了藉此“平息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对他的心存怨怼”。 但接着，蒋介石还是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遣往福建。 但又恐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再抗《命》不遵；所以，蒋介石特意将蒋光鼐升《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也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如此，表面上看是对俩人褒奖了，实际上“是要俩人离开上海、且难有怨言”。 虽然，蒋光鼐、蔡廷锴都明白蒋介石的真实用意而心中仍不爽；但因，蒋介石采用的这一手、确是无懈可击；因此，俩人只好隐忍不言而没再抗《命》。 且因，《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暂无战事了；因此，“第十九路军”似是没有理由可再滞留淞沪，俩人也就只得受《命》赴任、奉调移师驻防福建去了。 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的同时，又将参与“淞沪抗战”的“第五军”番号撤销、所辖的两个师也皆被调离上海。 于是，张治中辞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之职，回复原职。 “第八十七师”被调回南京、担任卫戍任务，由“副师长”王敬久升《任》该师“师长”；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则被调往鄂东，准备参与对中＊共＊“鄂、豫、皖苏区”的再次“围剿”。 至此，以“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为主角的“淞沪抗战”，终于令人遗憾地划上了句号。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终于又有精力去对付中＊共＊及其“红军”了；此后，蒋介石即又调兵遣将欲对中＊共＊的各“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且说，中＊共＊的“苏区中央局”闻此《谍报》后，感到了形势逼人；于是，赶紧由“中革军委”下《令》时在闽东南的“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以“应对蒋介石即将实施的对‘中央苏区’的再次‘围剿’”。 “红军东路军”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不敢懈怠，即于五月二十八日由漳州拔寨起程、回师赣南了。 所以，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移师福建时，“红军东路军”却已离去，双方也就没有遭遇。 “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后，“中革军委”为利于“中央红军”的统一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并进行整编。 恢复并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等三个“军团”及“红十一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五军”等四个军；同时，撤销了部分军的建制，“军团总指挥”则改称为“军团长”。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仍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而从“赣州战役”与“漳州战役”的一失一得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干甚是赏识、觉到其在军事上确是高人一筹；遂由毛＊泽＊东＊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借重其所长而利于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 如此，毛＊泽＊东＊兼了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政府与军队的双重身份。 “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后，“红一军团”仍由林＊彪＊《任》“军团长”，下辖“红七师”、“红九师”、“红十师”、“红十一师”等四个师；“红三军团”也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下辖“红七军”及“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等三个师；“红五军团”则由董振堂《任》“军团长”，下辖“红十五军”及“红三十八师”、“红三十九师”等两个师。 而“红十一军”由周建屏《任》“军长”、“红十二军”由张宗逊《任》“军长”、“红二十一军”由寻淮洲《任》“军长”、“红二十五军”由罗炳辉《任》“军长”。 “中革军委”将“红军东路军”召回、恢复并整编“红一方面军”，原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军’欲对‘中央苏区’的再次‘围剿’”。 以往，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的“围剿”重点皆放在江西。 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中＊共＊的武装割据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湘、鄂、赣边秋收起义”后首先在江西形成的，后来又发展成了“中央苏区”；而且，在中＊共＊的各“苏区”中，“江西中央苏区”的地盘最大、“红军”的力量也最强。 因此，蒋介石以为，只要将中＊共＊在“江西苏区”的武装剿灭，别的就不在话下了；所以，历次“围剿”，他都将重兵放在江西。 然而，自从中＊共＊在“鄂、豫、皖”三省打响“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并连战连捷后，不由得令蒋介石震惊了。 他想不到，中＊共＊在“鄂、豫、皖”三省的势力会出乎意料地如此之强；看来，自己是小觑且疏忽了。若是如此任其发展下去，必也会与中＊共＊在江西的“苏区”那样难以收拾，甚至于连地处苏南、与皖南紧邻的南京都要受威胁了。 为此，蒋介石决定“再次‘围剿’得从‘鄂、豫、皖’三省开始了”。 因为，“鄂、豫、皖”三省的中＊共＊武装若不剿灭，南京四周就不得安宁，会有碍“国民政府”的还都。 而中＊共＊的“江西苏区”虽是心腹之患、必须剿平，但毕竟尚未对南京构成直接威胁；权衡轻重缓急后，应以“剿灭‘鄂、豫、皖’三省的中＊共＊武装为先了”。待靖平“鄂、豫、皖”三省后，再去对付中＊共＊其他地区的武装不迟。 因此，蒋介石准备“先倾力于对中＊共＊‘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而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暂时搁置。 蒋介石作出如此决定后，也就没有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急于实施“围剿”。 虽说，“第四次围剿”的腥风血雨暂时还没刮到江西的“中央苏区”；然而，此时的赣西南却并不平静、而早已是战云密布了。 原来，“赣州战役”后，“红军”分兵北上与东进了，中＊共＊的“赣南苏区”显得有点空虚；因此，广东的陈济棠决定“乘虚而入、北上赣南”，遂《命》驻在粤北的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趁“‘红军’东进福建、攻打漳州”之时，进取赣南。 于是，余汉谋派遣李振球的“第一师”进取大庾，叶肇的“第二师”进取南康，张枚新的“第四师”进取信丰。 待“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大庾、南康、信丰等地已都被“粤军”占据了。 “粤军”大举进入赣南，对中＊共＊的“中央苏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于是，趁着蒋介石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再次“围剿”尚未开始，“中革军委”又《命》已经北上了的“红三军团”也回师南下，以与已回师赣南了的“红一军团”、“红五军团”配合，务须将已入赣的“粤军”驱逐出境。 “红一方面军”受《命》后当然没有二话，即欲“对入赣的‘粤军’发起进攻”。 但鉴于，进驻大庾、南康、信丰等地的“粤军”皆有一个整师，而驻守粤北南雄的却仅有陈章的“粤军独立第二旅”显得兵力较弱；因此，毛＊泽＊东＊决定“择虚而攻”。 且由于，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南距有“广东北大门”之称的韶关仅百余里；毗邻“湘、赣”，自古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史称“居五岭之首，为赣粤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 因此，“红军”攻打南雄，定会使“粤军”有“退路被断”之虞，且令“粤军”误判“‘红军’要进取韶关、南下广州”；从而，迫使入赣的“粤军”为“保南雄”而退归粤北。 于是，毛＊泽＊东＊《命》已“回师赣南”了的“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由信丰南面绕过、以进窥南雄。 七月三日，林＊彪＊的“红一军团”奔袭南雄北面的梅关，并将守敌一个团击溃后、夺取了该关隘。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则直插南雄南部，以造“欲断‘粤军’退路”之势。 果然，余汉谋见“红军”奔袭南雄，唯恐“已入赣的‘粤军’后路被断”，遂赶紧下《令》：“缩小防区，回师南雄。” 于是，已进驻大庾、南康、信丰等地的“粤军”即奉《命》撤往南雄。 但由于，南雄北面的梅关已被“红一军团”占据；因此，“粤军”欲“撤往南雄”已是不易。 且此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受《命》后也星夜兼程已回师赣南了；并于七月三日始，对驻于大庾的“粤军”李振球部发起攻击。 李振球接到余汉谋的“撤军”《命令》后，已是无意固守；而今，又见“红三军团”来攻，遂不战自退、弃城而走、撤往仁化去了。 而叶肇的“第二师”回撤途中闻知李振球部已弃城而去，也无心恋战了；且见撤往南雄的归路已被断，唯恐“自己被阻截在赣南、而成瓮中之鳖”；于是，赶紧也步李振球的后尘、溃入粤北的仁化。 如此，李振球、叶肇皆因受阻而改道撤往粤北的仁化了，南雄的情势也就仍处于危境之中；因此，守将“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更是惶恐不安了，只得直接向陈济棠告急。 陈济棠闻《报》“南雄有危”，不由得也急了；南雄是粤北的战略要地，岂可有失？ 因此，陈济棠即派遣时在韶关的李汉魂的“第三师”和张达的“第五师”往援。两支援军赶至后，南雄的危情才稍有缓解。 与此同时，张枚新的“第四师”也已离开信丰、沿浈水南岸撤往南雄。 而此时，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已进至粤北的乌径镇；当董振堂闻《报》“由信丰回撤的‘粤军’正沿浈水西进向南雄靠近”时，即《命》“‘红五军团’折向南下”，以阻截张枚新部。 七月八日，，在南雄东面相距仅三十多里的水口镇，董振堂的“红五军团”与张枚新的“粤军第四师”遭遇。激战数小时后，张枚新部渐感不支，遂也向陈济棠告急“求援”。 陈济棠接到张枚新的告求《电》后，一面《命》张枚新“固守待援”，一面又急《命》时在南雄的张达的“第五师”和陈章的“独立第二旅”再去“驰援张枚新”。 张达与陈章不敢违《令》，遂率部由南雄向水口挺进；张枚新见“援军”到来，也回身向“红军”发起了反扑。如此，“红五军团”受到“粤军”的两面夹击，处境反而不妙了。 正在“红五军团”处境不利之时，陈毅率领的“江西独立第三师”与“独立第六师”赶来增援，这才稳住了战局；于是，两军在水口相持不下。 毛＊泽＊东＊闻《报》“‘红五军团’与‘粤军’对峙在水口”，即亲率“红一军团”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星夜奔驰、前往增援。 七月十日，“红一军团”赶至水口，即对“粤军”发起猛攻。 是日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也从大余赶到水口前来参战。如此，“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汇聚水口、军力占了绝对优势，战况复又逆转了。 于是，“红一方面军”向“粤军”发起总攻，“粤军”如何抵得？ “粤军”勉强抵抗了一阵后，抛下千余死尸，狼狈逃入南雄；然后，靠了牢固的城防、坚守不出，才使南雄不至于被攻克。 毛＊泽＊东＊见“粤军”已被驱逐出赣，“红军”攻粤的目的已经达到；而“粤军”的几个师退入南雄城内后固守不出急切难下，遂决定“偃旗息鼓、回师赣南”。 于是，史称“南雄水口战役”结束了。 “南雄、水口战役”后，赣南的信丰、龙南、安远、寻乌等地方武装组建成了“红二十一军”，由刘畴西《任》“军长”、李井泉《任》“政委”；而赣南的“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则合编成了一支新的“红二十二军”，由萧克《任》“军长”、梁锡祜《任》“政委”。 “红二十一军”与“红二十二军”组成后，皆辖于“红一方面军”；如此，江西的“中央红军”更是势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