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阎锡山重返太原 张学良弃守锦州
【史要】太原“一二·一八惨案”，阎锡山重当“山西王”；“日军”进军辽西，张学良弃守锦州…… 却说，熙洽派于琛澄北上攻取哈尔滨时，“日军”为攻打锦州的部署也已就绪。 本庄繁在派铃木美通的“第四旅团”进抵黑山与“东北军”对峙之时，又将攻取齐齐哈尔后的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南调，陈兵在辽北的通江口和法库，随时准备沿“北宁铁路”西进攻打锦州。同时，又从朝鲜调来西义一的“第八师团”，陈兵于辽中，也欲进军辽西。 如此，辽西及锦州的局势一触即发了。 同时，本庄繁授意尚在与张学良交涉的矢野真、故意放话：“‘日军’允到大凌河为止。”但交换条件却是“要‘东北军’撤至关内”，以动摇张学良欲行“抵抗”的决心。 果然，张学良因此而不由得又犹豫了。 本来，张学良已对“建‘中立区’不抱希望了”，且也觉到“不可再任由‘日军’放肆了”；因此，准备“一旦‘日军’再进犯辽西与锦州，就给予抗击”。 但闻矢野真之言后，似乎又见到了一线希望，觉得“或许仍可避免与‘日军’开战”。只是，矢野真“要‘东北军’撤入关内”的交换条件，张学良却觉得难以接受。 其实，张学良只希望“日军”能如矢野真所言“到大凌河为止”，却不愿“将‘东北军’撤入关内”。他毕竟担心，若是“‘东北军’撤入关内”，“日军”定会乘虚夺取锦州。 所以，张学良是既想“建‘中立区’以避免与‘日军’交战、并遏阻‘日军’”，却又不想“‘东北军’撤入关内”以保住辽西与锦州，可谓是“一手如意，一手算盘”。 但看来，这“‘熊掌’与‘鱼翅’不可兼得”，张学良不由得犹豫不决、难作取舍了。 正在张学良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忽于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下野”了；同时，因“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销，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之职皆自行卸免，张学良被改《任》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如此突变，令张学良始料不及，受此极大的触动后、心中难免不爽。 因为，在张学良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拜兄”，且一直被其认为是“中华民国”的当然领袖；也因此，他才会在三年前毅然“易帜”、归附于“南京国民政府”；又在一年前率“东北军”入关，助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 张学良原以为“自己帮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华夏民族应可倾力于建设图强了”。 但谁知，此后的几年，“政客”们却为争权夺利，又闹哄哄的争执不休、致使内战不断；如此，本可“重整河山”的大好时光被白白浪费掉；而亟需养息的家国，因此而仍呈现一片战火四燃、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贫弱之状。从而，让“列强”又觉得中国仍可欺，以至于引致了小日本的乘隙入侵。 而今，眼见着蒋介石被迫走，“南京国民政府”已是群龙无首、如同一盘散沙；如此内讧般的党争结果，不但令张学良难以接受，且对“南京中央政府”失去了期望。 看来，由如此一群只图个人得失、不顾民族兴衰的“政客”们把持了“南京中央政府”，中国难再有希望；欲寄望于这样的“中央政府”率领“国人”抵御外侮，只能是“画饼、望梅”了；要想收复失地已无可能，即使建成了所谓的“中立区”也无济于事了。 至此，张学良的心彻底的冷寂了，更没了与“日军”抗衡的信心。 且由于，依据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天津与北平等地都驻有称为“中国驻屯军”的军队，连山海关也驻有一个“日军”的“守备队”。 只是，日本“关东军”虽是入侵“东三省”了；但因，“中、日”两国却还没有公开《宣战》，这些日本在关内的“中国驻屯军”才还显得比较安分。但谁能保证，这些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永远不会滋事？若是有朝一日，这些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遥相呼应，特别是驻在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一旦乘虚夺占了山海关要隘；那么，驻在关外辽西走廊上的“东北军”岂不会后路被断、几成瓮中之鳖？ 真要到了那地步，非但“东三省”丢了，驻在关外的“东北军”也将面临覆灭的危险，甚至于连华北都会不保。 这绝非杞人忧天，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已与土肥原贤二合谋、制造过“天津事件”，足以说明这大有可能；日本人居心叵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闹出“北京事件”、“山海关事件”、“华北事件”等；所以，张学良不得不吸取教训、多个心眼、有所防患。 而此时的华北属张学良管辖，在眼下“东三省”大部已失去了的现状下，华北这块地盘则成了“东北军”尚可立足之地；所以，保住华北这块地盘，对于张学良来说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而眼下，“东北军”驻在华北只有于学忠与王树常的两个军，大有捉襟见肘之忧；因此，也促使张学良打算“从关外抽调兵力，增加在关内的驻军，以确保华北无虞。 同时，将“东北军”调入关后，也可对驻在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起威慑与抑制作用，以使山海关这座要隘没了潜在危险，绝了“日军”夺占山海关、觊觎华北之心。 而蒋介石被迫“下野”后，阎锡山却趁太原政局生变、重新在山西掌权了，这对于张学良来说却又是一个警讯。 原来，十二月十八日，太原“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时，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酿成了太原“一二·一八惨案”。 因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受《命》于蒋介石成立的，对阎锡山常有攻讦；“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下野”后，山西的政局一直受“省党部”的一班人cao控。 而太原的“一二·一八惨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义愤与谴责，且矛头指向正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因此，已潜回大同、正欲东山再起的阎锡山觉得“夺回山西的时机”到了。 于是，他授意其旧部“嫡系”、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杨爱源趁机封闭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了时《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苏寿余及韩克温、胡伯岳、李江等人。 阎锡山的这一招可谓是一石二鸟，既xiele民愤、替自己脸上增彩，又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拆了、将山西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阎锡山复在山西掌权后，即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以示自己的“忧国”之心；从而，为自己捞取声誉，利于稳固刚被其夺回的权力。 然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自顾不暇，且明白阎锡山的所谓“救亡”真实目的无非是为“捞取声誉与资本”，岂可作真？也就如同耳边风似的没当会事。 而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对于阎锡山在山西的东山再起，倒是多了一份顾忌。 因为，“蒋、冯、阎”的“中原大战”时，要不是张学良的入关“助蒋”，阎锡山与冯玉祥不至于会败北；所以，张学良与阎锡山之间有一个难解的心结。 也因此，张学良揣测阎锡山定是记恨、且会伺机报复。而此时，“东北军”与“日军”在关外对峙、张学良处境甚是窘困，阎锡山或会趁火打劫、背后使刀。 对于阎锡山之流的“政客”本性，张学良是早就看透了；这些“政客”，只要有利可图、毫无信义可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张学良不得不“对阎锡山有所戒备”，也就更促使他打算“从关外抽调兵力、以增防华北”。 再说，“关东军”侵夺“东三省”是早就谋定了的，不达目的不肯罢休。而在“南京中央政府”如一团乱麻的境况下，仅靠“东北军”难以阻遏“关东军”实现其野心；即使“东北军”继续留驻关外，也难以改变“东三省”必将沦陷的命运。 本来，张学良还寄望于“国联”能“持‘公道’”，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帮自己摆脱眼前的窘境。 然而，“国联”空喊了一阵后，什么设“中立区”及组“调查团”等事又都没了下文；看来，不能再寄望于“国联”了。 但是，若“中立区”不设、“国联调查团”又不来，“东北军”继续留在关外与“日军”对峙，迟早会擦枪走火而大战一场；结果是可想而知，“东三省”仍不能收回，“东北军”却会有很大的折损；届时，或许连保华北的力量也不够了。 由于，张学良始终有此顾虑；而眼下，又将“保华北”视为了首要，而“东三省”的存亡退为了其次，也就更不想让“东北军”继续留在关外，以免与“日军”交锋而大损。 不过，张学良尚存一点侥幸之心；那就是，矢野真曾许下的“‘日军’允到大凌河为止”之言。 但愿“东北军”撤回关内后，“日军”能信守诺言、不再打锦州的主意；真能如此，“东北军”与“日军”各驻“辽西走廊”两侧再不相犯，也就算是“烧高香”而大幸了。 当然，张学良也知道，“日军”是无信义可言的，这或许又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但即使退一步讲，日本人失信夺了锦州；“东北军”还有长城这道防线可守，华北不至于也陷落。而只要保住了华北这块地盘，“东北军”仍有资本可待来时。而若是“东北军”继续留驻关外，置关内的华北于不顾；一旦关内真有什么不测、致使华北也丢了，自己岂不更是要一无所有、而追悔莫及？ 想到此，张学良就决定“撤军”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张学良以“北平绥靖公署”名义下《令》：“近来，日军有犯辽西、攻锦州之图，我东北军驻关外各部理应防御。但目前中央政府方针未定，仅我东北一隅之兵难以固守；故驻辽西及锦州各军宜撤入关内，移驻迁安、永平、滦州、昌黎等地。” 张学良下《令》后，尚留驻在关外的“东北军”只得遵照执行。 于是，驻于锦州、绥中一带的张廷枢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二旅”和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先行撤入关内。 接着，驻于大虎山、沟帮子一带的孙德荃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九旅”、张树森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等部，也撤离防线先退至锦州；然后，也准备撤往关内。黄显声部则负责断后，以掩护各部撤退。 而此时，正值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南京国民政府”见“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担心“如此弃守锦州后，又会遭至‘国民’谴责、再引发‘学潮’，而使召开中的‘四届一中全会’受到冲击。 因此，赶紧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电》张学良，要其：“令锦州驻军，积极抵抗，以固强圉。”意在做点“抗战”的样子给“国人”看，以免引起国愤。 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敦促“抵抗”的《电报》后，张学良确是又为难了。 因为，《电》文中的“积极抵抗，以固强圉”语说得何等漂亮，容不得他违悖不遵。何况，“东三省”是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根基，也岂忍丢弃？ 诚然，保疆守土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有道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若真是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即使要血洒沙场、马革裹尸，他张学良何尝不愿？然而，南京的来《电》说得虽是漂亮，但却不拨分文粮饷、不发一枪一弹、不派一兵一卒，只是要“东北军”去跟“日军”单挑独斗。而此时，张学良因失了东北的财源而囊中羞涩，正处于缺粮、缺饷、缺枪、缺弹的窘境。 于是，张学良给南京回《电》，抱怨道：“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东瀛强虏；虽殚竭振奋，亦非易事。欲固北疆、收失地，国府应速增拨饷械，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空言固守，无济于事。” 直言要“南京中央政府”拨给饷粮与枪弹后，“东北军”方可抵抗。 然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因连年穷兵黩武，早已是国库空虚、寅吃卯粮了；而因蒋介石的“下野”，“国民政府”正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张学良的要饷粮与枪弹，却把“行政院长”孙科与“代理财政部长”黄汉梁给难住了。 张学良连发三封《电报》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却都装聋作哑地没予回复。 如此，张学良更是觉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那班“政客”们并不是真的要“抗战”，无非是为了“装点样子给‘国人’看”；说白了，就是想用“‘东北军’将士”的鲜血去替他们脸上涂彩。如此的“抵抗”，能收甚效？有何意义？而让自己的手下“将士”去为“政客”们的政治需要卖命牺牲，这种只能算是“瓦碎”之举，他张学良岂能从《命》？ 因此，张学良仍决意“撤军”了，尚在关外的“东北军”遂又继续向关内撤退。 然而，“东北军”奉《命》向关内络绎撤退后，“关东军”却没有守信。 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在张学良下达《撤军令》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对早已待《命》的“日军”下达了“向辽西与锦州进军”的《命令》。 同时，另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称：“‘关东军’在辽西的军事行动是基于自卫的‘剿匪’。”以掩饰其明目张胆的侵犯。 十二月二十九日，孙德荃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九旅”撤离大虎山防线后，铃木美通的“第四旅团”就将黑山夺占了。 第二天，西义一的“第八师团”进至盘山。 两天后的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更是沿“北宁铁路”而进、直抵大凌河了，准备攻打锦州。 此时，“东北军”大部已撤入关内，只有掩护撤退的黄显声部尚驻留在锦州外围大凌河畔的杨官屯；于是，黄显声部与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在大凌河畔激战。 然因，黄显声部的前身毕竟是“警察部队”，后来收编的几个旅也是“绿林”队伍，武器装备都甚差，如何抵得有飞机与装甲车参战的“日军”？ 因此，黄显声部在大凌河孤军奋战坚守了一天后，终因伤亡惨重而渐感不支。 至夜，战事暂停；黄显声见“东北军”都撤入关内了，自己的任务已完成，这才决定也撤出战斗。于是，《命令》所部趁夜黑撤离锦州，也退往关内去了。 黄显声在撤退前，下《令》炸毁了大凌河上的铁路桥，以阻挡“日军”追击。 只是，其收编的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等部将士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皆不愿离开乡土入关。于是，仨人各率本部人马留在关外，撤往辽西的盘山、沙岭、大洼、田庄台一带，仍打着“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坚持“抗战”。 一月三日晨，“日军”准备再次发起进攻时，却发现“中国军队”早已撤出战斗无影无踪了。如此，锦州已无兵驻守，成了一座空城；于是，“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锦州城。 就这样，辽西战场上只有黄显声部作了一番抵抗后，战事就很快结束了；而锦州这个辽西走廊上堡垒般的战略要地，却几同于是白白地送给了“日军”，这实是令“国人”扼腕长叹！ 锦州失陷后，国内舆论又一片哗然了，纷纷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的不抵抗，中＊共＊的“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则骂张学良是“仔卖爷田不心疼”。 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经“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算是重新整合了；然因，蒋介石走了，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没抵宁，新一届的“南京国民政府”只得由复《任》“行政院长”孙科暂时当家。 孙科面对这副烂摊子，大有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之忧。 因此，当“日军”侵占辽西与锦州后；孙科只能徒叹奈何、无计可施，“南京国民政府”麻木得连“对日抗议谴责”之类的《声明》都没有了。 倒是中＊共＊中央，见锦州丢失、又一块国土沦陷后；出于使命感，即于一月五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 《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再不能有丝毫的幻想了。‘对日宣战’，‘革命外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都是不可能的。全中国民众必须更坚决的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除了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武装全中国的工农群众，去同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之外，一切其他的方法，都是劳而无功的。” 同时，由罗登贤《任》“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制订了《关于两个月的工作计划》。 《计划》中提出：“首先要在辽西和哈尔滨发动武装‘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满洲。” 接着，“中＊共＊东满特委”先后在延吉、和龙、安图、汪清、珲春等地创建了十多支规模不等的“抗日游击队”；从而，树起了“抗日”的大旗。 “关东军”轻取锦州后，关内、外的通道顿时被卡断了；如此，一俟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地再被攻取，“东三省”也就被全部吞噬了。 至此，本庄繁与板垣征四郎觉得“已到了成立‘满洲国’的时候”；因此，筹建“满洲国”的这幕大戏、这才紧锣密鼓地正式开场了。 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轻取锦州后的第三天，本庄繁即派板垣征四郎赴东京，带上所谓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和《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向“犬养毅‘内阁’”《报告》。 《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和《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是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与十一月十七日，由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一起、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先后炮制而成的。 这两个《大纲》皆旨在“建立所谓‘独立’的伪‘满洲国’”，以利于“日本永久占据并控制中国的‘东三省’”。 板垣征四郎到东京后，非但向“犬养毅‘内阁’”《报告》了“‘日军’在‘东三省’取得的成果”，提交了欲“建‘满洲国’”的两个《大纲》；同时，还受到了裕仁天皇的破例召见。 裕仁天皇召见板垣征四郎后，授意“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依据板垣征四郎提交的两个《大纲》，又炮制了一个《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以对“‘关东军’欲在‘东三省’建伪‘满洲国’”给予支持与指导。 如此，板垣征四郎可谓不虚之行；有了裕仁天皇的“尚方宝剑”，“关东军”更可无所顾忌地放胆而为了。 于是，一月二十二日，本庄繁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从而，将筹划多时的组建“满洲国”事宜付诸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