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 历史小说 - 百年史话中华演义在线阅读 - 第181章李立三左倾冒险 彭德怀两打长沙

第181章李立三左倾冒险 彭德怀两打长沙

    【史要】李立三左倾冒险;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二打长沙,贺龙南征;中*共*六届

    三中全会;杨开慧遇害……

    却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军阀重陷混战之中,更利于中*共*及其“红军”的发展了。其实,几年来,中*共*在各地已开辟了许多根据地,被称为“红军”的武装力量也有了蓬勃的发展。

    毛*泽*东*率“红四军”向赣南挺进后,赣西南根据地拥有了瑞金、宁都、广昌、雩都、兴国、万安、南康等数十个县城,并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而且,有几支“红军”活动其中;在赣南,活动有“朱、毛红军”即“红四军”和陈毅的“红二十二军”;黄公略的“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后,仍活动在赣西。

    在闽西,则有由伍中豪《任》“军长”的“红十二军”及由胡少海《任》“军长”的“红二十军”活动。

    而彭德怀的“红五军”北上后,游击于“赣、鄂”边界也甚是活跃;并将“第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了“红八军”,原拟由“纵队长”李灿《任》“军长”,但因李灿二次负伤后久治未愈,遂改由从上海返鄂的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

    在鄂西,由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政委”的“红四军”,在桑植、慈利、公安、荆门、当阳等地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由邝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的“红六军”,则在监利、石首、江陵、沔阳等地开辟了“洪湖根据地”。

    而转战于“黔、湘”,由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的“红七军”;此时也已返回桂西,复在百色、田东、靖西等县建立了“右江根据地”。

    与此同时,由“黄、麻起义”后开辟的“鄂、豫边根据地”、“商南起义”后开辟的“豫东南根据地”、“六霍起义”后开辟的“皖西根据地”,已合并成了“鄂、豫、皖边特区”;辖鄂东的黄安、麻城、罗田,豫南的商城、固始、潢川,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等十多个县;并将活动在鄂东的“红三十一师”、活动在豫南的“红三十二师”、活动在皖西的“红三十三师”,合编成了由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的“红一军”。

    而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成功后,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上饶等县建立了“赣东北根据地”;尔后,向浙西、闽北发展,将浙江的江山、开化及福建的崇安、建阳等县纳入;从而,拓展成了“闽、浙、赣边根据地”,并组建了由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的“红十军”。

    在粤东的海丰、陆丰,则有古大存《任》“军长”、吴秉泰《任》“政委”的“红十一军”一直坚持在由彭湃创建的“东江根据地”。

    而在琼崖,则有冯白驹率领的“红军独立第二师”坚持在琼山、文昌、定安、乐会等地,建立了“琼崖根据地”。

    除此,还有由张香山《任》“师长”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活动在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等地,由胡公冕《任》“军长”的“红十三军”活动在浙南,由李超时《任》“军长”的“红十四军”活动在苏南。

    总之,经过数年的发展,中*共*已在“赣、鄂、湘、粤、桂、浙、闽、冀、豫”等省开辟了十多块苏区;并创建了十多支“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余。

    李立三见形势如此向好,不由得头脑发热、心血来潮了。

    于是,他在中*共*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左”的观点;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革命形势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

    因而,他批评毛*泽*东*的“在农村开辟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主张是“错误的、已过时”。认为“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在他认为“乡村只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若只断人四肢,并不能毙命;只有斩断头脑、炸裂心腹,才能置人死命。”

    为此,李立三提出了“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各中心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并强调,“红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集中兵力攻打并夺取中心城市,以建立全国政权”。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从而,由李立三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主导地位。

    为此,李立三要求“在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以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而要求活动在各根据地的“红军”,“集中力量,进攻各中心城市,以配合城市暴动”。

    因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曾于四月十五日有过《决定》,拟将“全国的‘红军’按地域组成‘军团’,以利于统一指挥”。

    于是,六月十六日,活动于“赣、鄂”边界的“红五军”与“红八军”率先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简称“红三军团”;彭德怀《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下辖二个军,彭德怀兼《任》“红五军军长”,何长工《任》“红八军军长”。

    三天后的六月十九日,活动于赣西、赣南与闽西的几支“红军”也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简称“红一军团”;朱德《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五个军,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升《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胡少海《任》“红二十一军军长”,陈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

    两个“军团”相继成立后,李立三即要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同时,《命令》“桂西的‘红七军’向江西转移”;并要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接着,七月二十一日,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以敦促执行中央决议。

    对于李立三的要“全国暴动”、“‘红军’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及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党内许多人都觉得不切实际、难以接受。

    时已调至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恽代英、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王稼祥等人对李立三的主张进行了批评与抵制,认为“中央的决议对中国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李立三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不可行”。

    何孟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立三路线将葬送中国革命。”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的反对,使李立三受不了;然而,李立三非但没有省悟,反而对俩人进行打击。以“不赞成中央的决议就是反对中央”相警告,并给仨人加上“对敌斗争不坚决”罪名。

    然后,将恽代英逐出中央改《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何孟雄则被撤销了“沪中区委书记”之职,王稼祥也受到了“撤职”及“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如此,李立三硬是把党内反对他的声音压下去,以使他的所谓“立三路线”能贯彻下去。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反对李立三之时,毛*泽*东*与朱德对于李立三要“‘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的计划,也持怀疑态度。

    毛*泽*东*认为,“红军”虽是有了发展与壮大;但与“国民党军”相较,无论在数量与装备上仍都处于劣势;若以“弱师”去攻“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犯了兵家大忌而不可为。再说,长江流域沿岸的各大中心城市,有着“国民政府”与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即使“中原大战”了,蒋介石也不会掉以轻心、必定派有重兵驻守,岂能轻易攻取?可见,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他的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分明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

    所以,毛*泽*东*仍认为,鉴于中国的国情,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是唯一可取之途;即使非要攻城,也只能攻打那些敌人防守兵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城市;而绝不该“去攻打武汉、南昌之类的大城市”,以免将“红军”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力量白白地耗损掉。

    然而,此时的李立三头脑发热得已失去了理智,哪里还听得进他人意见;而李立三的《指示》是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不允不执行,这使毛*泽*东*与朱德都感到了两难。

    李立三下达《指示》后,紧接着就派遣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前来敦促。

    因此,毛*泽*东*只得主持召开了一个“红一军团”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同时,把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为“准备夺取南昌”。

    会后,毛*泽*东*与朱德下达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然后,《命》胡少海率“红二十一军”留守闽西;俩人则率“红一军团”的主力,兵分两路北上。

    一路由闽西的长汀出发,向赣东南的广昌推进;另一路由赣南的南康出发,向赣中南的兴国推进。

    两路分别抵达广昌与兴国后,毛*泽*东*与朱德又下达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于是,两路继续北上,集结到了赣中的樟树。

    然后,毛*泽*东*让“红一军团”主力在樟树休整,只派遣“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去南昌外围佯攻。

    于是,罗炳辉率部绕道到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对岸的南昌城放了一阵枪炮后就撤离了。

    驻守南昌的是“南昌卫戍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他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兵马,因此没敢轻易出城迎战;待等他回过神来,罗炳辉已离远了。

    其实,毛*泽*东*这次率“红一军团”北上,并没真要去打南昌,而是想去打吉安。因为,吉安已被围困多时;蒋介石现在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了,正是将它攻克的最佳时机。

    为此,他将两支正在围困吉安的“赣西、赣南赤卫军”又改编成了“红二十军”,由“红六军参谋长”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任》“政委”,萧大鹏则改《任》“红二十军第一七二团团长”。

    “红二十军”组成后,准备协同“红四军”再攻吉安。

    然因,热忱于“攻打吉安”的刘士奇由于“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已被撤销了“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继任的李文林却热衷于“攻打南昌”而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致使“攻打吉安”未能实施。

    毛*泽*东*见“攻打吉安”不成,遂与朱德率“红一军团”折向赣西北,去攻取敌军兵力薄弱的高安、上高等地;然后,又转移到奉新、安义进行休整。

    且说,彭德怀接到李立三“要‘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的《命令》后,也觉得难以执行;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心中十分清楚,这武汉打不得。

    因为,武汉非但是湖北省的首府,更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且有“九省通衢”之称;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怎会疏于防范?

    而“红三军团”只有八千兵力,若攻打武汉,几如以卵击石;弄不好,会将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资本都赔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彭德怀觉得“攻打武汉实是一种冒险、而绝不可行”。

    然因,是中央下的《命令》难以违拗,彭德怀同样处于了两难之中。不过,彭德怀很快想到了一个折衷方案。

    因为,此时的“红三军团”正在鄂东南的大冶一带活动;那就,先再夺取几座鄂东南的县城,以扩大苏区、壮大红军,也可算是对李立三有交待了;然后,若有战机、再准备攻打武汉。

    彭德怀的这个《方案》,由于没有说“不打武汉”,李立三也就认可了。

    于是,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又攻占了鄂东南的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并故意扬言“要攻打武昌”。

    “红三军团”的这种态势,令“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惊愕了;他想不到中*共*的军队竟然活动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并狮子大开口地想要“攻打武昌”。虽然,何应钦并没把“红军”放在眼中;但见对方出此大言,倒是也不敢小觑了。而武汉是湖北首府,也允不得有失;因此,不可掉以轻心、而“大意失荆州”。

    于是,何应钦一面《命》留驻武昌的守军“严加防范”,一面急《令》驻于岳阳的钱大钧“速回鄂,驰援”。

    钱大钧受《命》后不敢怠慢,留下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岳阳,自己则率大军星夜兼程回鄂、驰援武昌了。

    钱大钧撤军回鄂后,驻守岳阳的兵力就空虚了;因此,“红三军团”在鄂东南发动攻势、并扬言“攻打武昌”,倒是收了“声东击西”之效。

    彭德怀见机不可失,即《命》“‘红三军团’从鄂东南移师、向湘北进军”;此时的彭德怀,已将目光移向湖南、瞄准长沙了。

    于是,“红三军团”移师西进,沿路攻占了通山、崇阳、通城后,即轻取了仅有一个团驻守的岳阳。然后,折向南下,又攻取了平江,兵锋直指长沙。

    且说,中*共*湖北省委为执行中央指示,此时也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并《命令》活动在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向汉阳挺进,以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

    虽然,“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周逸群等人都认为“‘攻打武汉’时机尚不成熟”;但因,中央与省委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因而,邝继励只得率“红六军”向武汉进军,经沔阳、天门、汉川后,进抵武汉的西大门、距汉阳仅数十里的蔡甸。

    然而,此时的武汉,因钱大钧率部回鄂后、兵力大增,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已转向、奔袭湖南去了。鉴于此,邝继励也决定“从蔡甸撤离,回师鄂西”。

    “红六军”西撤后,行至鄂西的公安,与贺龙的“红四军”会合。

    因为,“红四军”、“红六军”本都是“桑植起义”后发展而来的;两军会合如兄弟重聚,其欢乐之情不可言状。而此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已经组成;故而,贺龙、邝继勋、周逸群等人商议,决定将“红四军”与“红六军”也合编成“红二军团”。

    于是,七月七日,“红二军团”在鄂西的公安宣告成立;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辖两个军。

    因为,“红一军团”已有一个“红四军”;为免番号的重叠,遂将“红二军团”辖下的“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由贺龙兼《任》“军长”、朱勉之《任》“政委”;“红六军”的番号不变,仍由邝继勋《任》“军长”、柳直荀《任》“政委”。

    “红二军团”组成后,即跨过襄河,攻取了位于鄂中南“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与天门;从而,将“湘、鄂边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联成一片,拓展成了“湘、鄂西根据地”。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已攻占了岳阳与平江,准备进取长沙。

    而此时,湖南的何键正率“湘军”主力在湘南、配合鲁涤平、蒋光鼐、蔡廷锴等部,欲围歼攻打衡阳的“张、桂联军”。闻报“‘红军’入湘北、欲攻打长沙”,不由得焦虑不安了,赶紧抽调刘建绪的“第二师”驰援长沙。

    而留守长沙的“湘军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甚是轻敌,以为“‘红军’不过是一群只懂得钻山沟、打游击的流寇而已,必不经打”。

    因此,“红三军团”进抵平江;危宿钟急欲“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先发制人地给予打击”;以求一战告捷,露一手给何键看。

    于是,危宿钟只留下少数兵力守城;自己亲率“第十五师”大部主动出击,向平江进发、去迎战“红军”了。

    而此时,彭德怀已在晋坑一带布下口袋,专候危宿钟来钻。

    果然,危宿钟懵懵懂懂的毫无察觉,待他知晓中计了、却为时已晚。

    危宿钟的“第十五师”遭遇伏击后,顿时溃不成军;危宿钟左冲右突地好不容易杀开一条生路、才侥幸逃回长沙,所部却损失惨重、折兵大半。

    “红三军团”击溃危宿钟部后,即乘胜追击攻打长沙了。

    七月二十七日拂晓,“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发起总攻。

    溃败的“湘军”已是丧魂落魄,哪能再与红军抗衡?危宿钟自知难以固守,遂弃城逃命;于是,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取。

    危宿钟丢失长沙后即被免职,其“第十五师师长”之职则由所部“第四十四旅旅长”王东原升任。

    彭德怀攻取长沙后,即又亲率“红五军”渡过槊梨河,去截击从衡阳前来驰援的“湘军”刘建绪部。于是,两军在七里巷一带激战。

    难分难解之时,何长工率“红八军”从杉木巷向刘建绪部的左侧包抄;如此,刘建绪部遭到两面夹击了。又激战两小时,刘建绪终于也不敌,败阵而走。

    此时,因“张、桂联军”撤退回桂了,何键得以也可抽身北撤回师。但当他进至湘潭时,刘建绪与危宿钟都已败走,长沙已被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取。

    何键见长沙已丢失,不免怯阵而不敢恋战;只得绕道北遁,去往位于洞庭湖边的沅江。

    “红三军团”攻取长沙后,即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推举李立三为“主席”,彭德怀等十三人为“委员”。而因,李立三时在上海,未能到任;于是,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王首道代理。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宣布了《土地法》、《劳动法》等多项施政纲领。

    同时,又将“红五军”的“第一纵队”与“湘、鄂、赣边独立师”及修水、平江、铜鼓等县的“赤卫队”,合编组建成了“红十六军”,由胡一鸣《任》“军长”,李楚屏《任》“政委”。

    如此,“红三军团”辖下增编了一个军,共有三个军了,兵力增至万人。

    且说,正在“鲁、豫”与阎锡山、冯玉祥交锋的蒋介石闻报“长沙被中*共*的军队攻取了”不由得大愕,急《令》何应钦与何键“务必夺回”;同时,请求“正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两国的炮舰给予协助,以夺回长沙”。

    对于蒋介石的请求,“英、美”两国政府爽然答应“即予相助”。

    而此时,何应钦方知“自己中了彭德怀的‘声东击西’之计”,赶紧复派钱大钧“再入湘”。

    于是,大批“国民党军队”在十余艘“英、美”军舰的护送下,迅速进抵湘北,并一举夺回了岳阳;然后,向长沙进军。

    退至沅江的何键,也不甘心丢失长沙;此时,他见大批援军到来,也就来了精神;于是,何键也率部由沅江向长沙反扑了。

    同时,免去了危宿钟的“第十五师师长”之职,由原“独立旅旅长”王东原接任。

    八月四日,何键与钱大钧部向长沙发起总攻;“美军”的“派罗斯”号等舰则向长沙城内炮击,参与了对“红三军团”的攻击。

    “红三军团”奋力抵抗,击退了敌人的数轮进攻。

    然因,何键与钱大钧的兵力毕竟倍于“红三军团”,加上有“英、美”的舰炮助威;彭德怀觉得“在双方兵力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硬拼死守,还是主动撤退、保存实力为要”。

    于是,翌日晨,“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向湘东北的浏阳转移。因为,“红三军团”是主动撤离长沙,也就避免了严重损失。

    如此,长沙被“红三军团”占领九天后,复让何键夺回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撤至浏阳东北的永和,与也已转移到此的“红一军团”会师。两军会师后,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再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以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于是,第二天即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在浏阳的永和成立,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下辖的两个“军团”番号不变,“红一军团总指挥”由朱德兼《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由彭德怀兼《任》。

    且说,李立三闻知“红三军团”攻取长沙后十分高兴,更觉得自己的主张正确了;因为,长沙毕竟是湖南的省府,将它攻取后、同样能产生很大的震撼作用。

    。然而,不久就又传来了“‘红三军团’主动撤离长沙”的消息;如此,长沙得而复失了,令才高兴了几天的李立三难以接受。

    因此,李立三急派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栗赴浏阳,转达《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攻打长沙”;同时,《命令》在鄂西的“红二军团”南下,“协助‘红一方面军’攻取长沙”。

    为此,派遣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邓中夏作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担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以离敦促“红二军团”南征。

    “红一方面军”组成后,毛*泽*东*原打算去“攻打吉安”。

    因为,“陂头会议”后,对吉安的围而不攻已有多时;现在,吉安四周的城池都已攻取,这颗嵌在赣江边的钉子也该拔除了,以能将“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但谁知,李立三非要“‘红一方面军’再去攻打长沙”,且不允不遵;朱德与毛*泽*东*无奈,,只得于九月一日下达《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

    于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了。

    然因,何键返回长沙后,加强了城防,并在长沙外围赶修了强固的工事,以防“红军”再犯。而入湘驰援的钱大钧,所率四个师中也有两个师、进入长沙协防;因此,长沙守军的兵力骤增了。

    所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并不顺利;激战三天,连外围的防线都没能突破,更不用说克城了。

    没能如愿克城,“红一方面军”的将士都急了。

    于是,九月十日,朱德与毛*泽*东*又下达了《强攻长沙的命令》;然而,战场形势仍没有大的改观。

    因为,“红军”擅长“游击战”与“运动战”,“攻打长沙”这样的城池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次“‘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也就成了“攻坚战”与“消耗战”。虽然,歼敌了千余人;但是,“红一方面军”自己的损失也已不小。

    朱德与毛*泽*东*见“如此打下去,得不偿失”,遂于九月十二日下《令》“撤围”,退往醴陵;于是,第二次“攻打长沙”无果而终。

    而邓中夏受《命》赴鄂后,即以“中央代表”身份敦促“‘红二军团’南下,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且因其兼《任》了“红二军团政委”须随同南征,遂由周逸群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留守“洪湖苏区”。

    在邓中夏的敦促下,“红二军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实施‘南征’”,且打算“从洪湖地区、有‘荆楚南大门’之称的白螺矶渡江‘南下’”;欲“先攻取岳阳,截断武汉至长沙的‘武、长线’后,再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然因,此时的岳阳已有钱大钧的重兵驻守、不易攻取;为此,“‘红二军团’前委”决定“改道经由公安‘南下’”,夺取常德后、再直驱长沙。

    于是,“红二军团”又由洪湖移师西向,并在藕池、闸口等地击溃“国民党守军”李宗鉴的两个团后夺取了公安;然后,兵分三路“南下”。

    贺龙亲率的“红二军”从石首的周家剅口、新厂一线渡江,经鲇鱼须、梅田湖,迳趋南县。王一鸣的“红六军第十六师”从监利的杨坡疃、复洲一线渡江,进抵石首的调关。段德昌的“红六军第十七师”由监利的陶家市、洪水港渡江,经长岗庙、松木桥;与王一鸣的“红十六师”会合后,进取华容。

    十月二十二日,“红六军”攻克华容,即成立“华容县苏维埃政府”,由蔡玉坤《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还帮助组建了“湘、鄂西赤色警卫队第八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

    同日,“红二军”也攻占了南县,并成立了“南县苏维埃政府”,由谭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红二军团”渡江“南征”并攻取了华容、南县等地,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惊恐万状了,急《调》彭位仁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张英的“新编第十一师”、李国钧的“独立第一旅”等部赶赴湘西北加以阻截。

    而“红二军团”攻取华容、南县后,鉴于两地与常德之间、河道纵横,不便于部队行动;遂又决定“改道经取津市、澧县后,再攻常德”。

    于是,“红二军”与“红六军第十六师”攻打澧县,“红六军第十七师”攻打津市。

    驻守津市的“国民党军”仅有田少卿的一个团,段德昌的“红六军第十七师”也就没费多大劲就将津市攻占。

    然因,驻守澧县的是有“湘西王”之称、“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所部、陈运虁的“第三旅”和戴季韬的“独立第二团”;且澧县那道高六米、厚二米的城墙全是用条石砌成,城墙下有三十米宽的护城河,可谓是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因此,“红二军团”虽是投入了“红二军”全部及“红六军”的“十六师”攻打澧县,但却久攻不下。

    于是,又从已攻占津市了的段德昌部中抽调两个团协攻澧县;但围攻数日,仍难克复。

    而此时,李国钧的“独立第一旅”已进驻澧县南面相距仅约五十里的临澧。“红二军团”前委遂决定“暂停攻打澧县”,先扫清临澧之敌,以免腹背受敌。

    十一月九日,“红二军团”将李国钧部击溃后、攻占临澧;接着,又攻取了石门、合口、新安等地。

    “红二军团”攻占临澧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早已退回赣西北,不再攻打长沙”了。

    且此时,“蒋、阎、冯”的“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鉴于此,“红二军团”前委在合口召开会议,重新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

    会上,贺龙、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许光达等人都主张“撤军回鄂西”,以迎击敌人的围剿。

    然而,邓中夏坚持要“红二军团”仍“执行中央《指示》,按原计划向长沙挺进”。且下《令》“再次攻打澧县”,以消除后顾之忧。

    因此,“红二军团”只得再次“围攻澧县”。

    可是,“红军”强攻多日、仍不奏效,且自损了许多。

    而此时,“湘西王”陈渠珍已派出两个师、驰援澧县,战局隐含了许多变数。

    果然,“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见“红二军团”主力都去攻打澧县了,驻守津市的只有“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仅有一个团的兵力显得甚是空虚。

    于是,遂与张英的“新编第十一师”一起,兵分三路向津市反扑;一路抢占黄山头,另一路过窑坡渡,再一路经十廻港,三面围攻津市。

    “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将士虽是浴血奋战、顽强抵御,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津市,且战且退至澹水河畔的十廻港。

    谁知,澹水河上的浮桥已被敌军拆除;如此,“红五十团”将士只得背水而战,顿时陷入了重围的险境之中。

    一场激战后,“红五十团”全团仅有二百余人突出重围,该团“团长”张海清、“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与七百多名将士皆阵亡、而损失惨重。

    李觉与张英夺取津市后,复又挥师扑向澧县。

    如此,原来围攻澧县的“红二军团”,反而有被陷于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反包围之险了,战局对“红二军团”极为不利。

    为避免再受损,“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断然下《令》“撤离澧县”;然后,经梦溪退入鄂西境内,在松滋的杨林市、街河市一带休整。

    陈华山的“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则由周逸群与段德昌率领、撤往洪湖苏区,随同撤往洪湖苏区的还有“红二军”的伤病员。

    然而,邓中夏却不愿回撤,仍自率了“红六军”的一部留在湘西北的石门等地坚持游击。

    就这样,“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的“两打长沙”、“红二军团”的“南征”,都无果而终,且遭受了损失。

    其实,遭受损失的何止这三个军团。

    由于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勉强发动的数次总同盟罢*工*或暴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致使中*共*的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一个省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更是几乎全部瓦解。

    同时,苏区和“红军”也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红七军”奉《命》向江西转移后,桂西的“右江根据地”也就丢失了。

    与此同时,“鄂、豫、皖”边的“红一军”、鄂北的“红九军”、粤东的“红十一军”、浙南的“红十三军”、苏南的“红十四军”、冀中的“红十九军”、闽西的“红二十军”、冀南的“红二十一军”等部,奉《命》向中心城市发动进攻后,也都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由王维舟《任》“总指挥”的“川东游击军”,在攻打房县时被敌包围,更是几乎全军覆没。活动在“徐、海、蚌”地区的“红十五军”,因“军长”陈资平的叛变,所部溃散后、连番号也随之取消了。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中*共*党内的反对之声更盛了。

    为此,共产国际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要尚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立即回国,以纠正中*共*中央及李立三等人的错误。

    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继回到上海后,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李立三这才表示了“承认错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至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才被制止。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报告》,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评”。如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算是正式《宣告》“结束”了。

    然而,会议对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论却是“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因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调整的中央机构,向忠发的“总书记”地位没受影响;李立三也只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其“政治局委员”仍保留。

    而对于何孟雄,向忠发在其所作的《报告》中,将他视为“如同托洛斯基、陈独秀一样的‘机会主义者’”;因而,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右倾路线代表’”而继续受到打击,并进而被“开除”了“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以加强对各苏区的领导,且在“赣、闽”根据地内设立“苏区中央局”;为此,派项英前往“江西苏区”、邓发赴“闽西苏区”。

    至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算是被制止了;虽然,这所谓的“立三路线”只历时三个月;但是,因它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却是十分严重而难以弥补,且尚未完全结束。

    蒋介石见中*共*竟然敢在被他视为“后院、腹地”的“湘、鄂、赣”闹事,更萌生了非要将中*共*及其“红军”赶尽杀绝不可之心。

    因而,“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把北方的“善后”之事交给张学良后,自己即急不可待地班师南回了。

    蒋介石的班师南回,完全是冲着中*共*来的;预示了一场血雨腥风般的风暴即将来临,中*共*及其“红军”将面临更严酷的考验。

    而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以前,回到长沙后的何键已丧心病狂地进行报复了;他派人四出捕杀中*共*党员和“工会”、“农会”的干部,潇湘大地顿时又被恐怖笼罩了。

    十月的某一天,带着“老母”和三个“幼儿”、一直隐居在长沙城外板仓镇的杨开慧也不幸被何键抓获。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结发妻子,她的被捕惊动了整个湖南。

    于是,湖南名流、时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章士钊等人欲予营救,遂致《函》何键,言:“已入民国,岂可再行株连?应放了杨开慧。”

    何键比谁都“仇共”,共党分子一旦落到他手上,没有谁能活着离去的;而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在他看来更是非杀不可了。

    但因,章士钊毕竟是社会名流,他的声音在湖南颇具影响力,不免令何键有所顾忌。所以,迫于章士钊等人的压力,何键一时倒是不敢加害杨开慧了。但是,何键岂肯善罢甘休、轻易放人?

    他见杀不了杨开慧,则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因为,何键知道,这对于杨开慧与毛*泽*东*来说,定会如心上被捅了一刀而比死都难受。

    果然,杨开慧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岂肯启齿“离”字;也就宁死不屈、严辞拒绝,这却正好给何键有了加害她的借口。

    于是,何键顾不得章士钊等人又会说什么;在十一月十四日的月黑之夜,还是把杨开慧杀害在了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就这样,杨开慧献出了年轻生命,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闻知杨开慧遇害后,深感痛心疾首、百身莫赎。

    杨开慧为爱情舍生赴死,令人惋惜而掩卷长叹;世人赞其忠贞英烈,苍天当为之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