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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国民党编遣会议 红四军进军赣南

    【史要】国民党“编遣会议”;“红五军”、“红四军”井冈山会师,“红四军”进军赣南,“大柏地之战”……

    却说,“东北易帜”后,中国形式上实现了大一统;此时,全国的军队,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李济琛的“第八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及其他“川、滇、黔”等省的部队,总兵力达一百八十余万人;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都在“北伐”中得到了扩展,割据态势日盛。

    虽然,去年七月在北京召开“‘北伐’善后会议”后,各路诸侯已自行缩编军队了;然而,大家都只是将所部改了个番号而已,虽名曰缩编了、却实际上并没减员,未能如蒋介石“削藩”之愿。

    因此,蒋介石觉得应再召开一次会议,将“裁军、编遣”事落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此事不能再拖延了。

    于是,蒋介石旧调重弹,言:“‘北伐’完成,军事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一致要求。‘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关键,非任何人所能阻挠。”

    同时,邀请尚在北平的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诸侯同赴南京召开“裁军编遣会议”。

    虽然,大家明白蒋介石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因此事已提过多次,蒋介石是势在必行;看来,是难以再阻挠了,这才都勉强答应。

    然而,阎锡山鬼得很。

    虽然,“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及河北给了阎锡山,让他得了实惠;从而,阎锡山对蒋介石显得甚是恭顺了。但他揣知此次“编遣会议”,涉及到各路诸侯的切身利益,必会有一番争执与冲突;鹿死谁手、难以逆料,自己不若设法回避、作壁上观。

    所以,当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后;阎锡山却借口“父病”,车至石家庄后,却掉头回山西老家去了。

    恰此时,鲍尔率领一个由二十五名军事、政治、经济、工程专家组成的“德国顾问团”来到南京;蒋介石如鱼得水,正式聘任鲍尔为“军事总顾问”了。

    鲍尔抵达南京时,正赶上蒋介石准备召开“裁军编遣会议”。

    于是,鲍尔帮助蒋介石拟定了《编遣计划》;他也主张实施“中央集权”,建议“将全国分属各派系的一百八十万军队缩编到八十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

    鲍尔的建议与蒋介石的意图十分吻合,蒋介石决定“采纳”。

    此前,蒋介石曾在“汤山会议”上抛出过《军事善后意见书》;《意见书》中,拟将“全国分为苏皖赣、闽浙、两广、两湖、四川西康、云贵、陕甘、鲁豫、燕晋、热察绥、东三省及新疆青海等十二个军区”,并限规每一军区驻军人数。

    因据此,冯玉祥、阎锡山与“桂系”三方各都仅占一个军区;而他们的兵员远超过限定数,将被大量裁撤。

    虽然,蒋介石的军力比三方都多,也当裁撤;但因,他能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八个军区;所以,他的兵力可分散到别的军区;如此,由他撑控的每个军区的兵员数也就不会超过限定。

    如此可见,蒋介石所搞的“裁军编遣”,其目的只是“要裁别人、而不裁他自己”。

    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都是在乱世中闯荡过来的各路诸侯,哪会不知蒋介石的用意?

    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经“北伐”后,兵力已扩至了五十多万,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不相上下;若是裁编,更是首当其冲,冯玉祥当然不甘心任由蒋介石摆布?

    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裁军编遣’预备会”上,冯玉祥提出:“‘裁兵’的原则应是,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

    因为,在他觉得,自己的部队在“北伐”中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若据此原则,“编遣”中也就能多留存一些。

    且此前,各“集团军”都已经擅自“缩编”了军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也已于九月前自行“缩编”为了十二个师;所以,冯玉祥提出了“四个‘集团军’须实施平均‘裁军’”的《方案》,具体是:“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遣为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遣为八个师,其他不属于“集团军”的部队共编遣为八个师。

    按照冯玉祥的这个《方案》,只有冯玉祥自己的“第二集团军”因已缩编的数与该《方案》要求数正好相符不必再调整外,其他三个“集团军”因已缩编数与该《方案》要求数不符而都须调整。

    其中,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因已缩编的尚只六个师,若按冯玉祥的《方案》倒是能再增;所以,李宗仁没表异议。

    然而,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个师,比冯玉祥的《方案》多出一个师;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个师,比冯玉祥的《方案》更是多出四个师;所以,“第一、第三集团军”都须调整减少。

    对于冯玉祥的《方案》,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但又难以明言反对。

    不过,蒋介石料想,阎锡山要减少四个师,必是更不会赞同;所以,他想让阎锡山出面“反对”冯玉祥,自己则躲于幕后。只是,此时的阎锡山尚未到场,令蒋介石干着急。

    为此,蒋介石急《电》催促阎锡山“速赴南京与会”。且为了拉拢阎锡山以对付冯玉祥,蒋介石特意《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阎锡山接到蒋介石的催促《电报》、并闻知“冯玉祥提出了如此一个令他也难以按受的《方案》”后,也就没再推诿、匆匆地赶赴南京了。

    阎锡山到南京后,蒋介石即派何应钦去见他,要阎锡山“另外提一个不同于冯玉祥的《方案》”。

    阎锡山本来就不赞同冯玉祥的《方案》且又因已受惠于蒋介石,也就爽然地答应了;于是,由阎锡山另外提了一个《方案》。

    阎锡山的《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遣为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遣为八个师,其他不属于“集团军”的部队共编遣为八个师;加外,增设一个“中央直辖区”。

    若按阎锡山的《方案》,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虽看是要再减少二个师,但因增设的“中央直辖区”是归蒋介石辖管的;所以,是明减暗增,蒋介石当然高兴。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却是要被减少二个师了,岂能接受?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仍为八个师,也就无话可说。而阎锡山虽也仍是八个师,要缩减四个师;但因与“第一、第二集团军”的差距拉小了,才算有了点心理平衡。

    因此,阎锡山的《方案》提出后,冯玉祥表示“不能同意”。

    如此,因俩人的《方案》有出入,未能在“预备会”上求得一致意见;于是,决定“将两个《方案》都提交正式会议‘审议’”。

    五天后的一九二九年元旦,“‘裁军编遣’会议”正式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等六十余人出席。

    会上,对阎锡山与冯玉祥提出的不同《方案》进行了讨论。

    因为,阎锡山的《方案》对蒋介石有利;所以,蒋介石指使人竭力赞同阎锡山的《方案》而将冯玉祥的《方案》压制了。且为了拉拢张学良,蒋介石又授意将“‘东北军’单独列为一个‘编遣区’”。

    最后,确定全国设六个“编遣区”;其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南京;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第二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开封;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太原;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为“第四编遣区”,办事处设在汉口;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编遣区”,办事处设在沈阳;而西南地区的“云、贵、川、西康”各处军队皆为“第六编遣区”即“中央直辖编遣区”,归蒋介石管辖;此外,又专设了一个“海军编遣区”,也由蒋介石管辖。

    接着,又通过了《****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拟将全国一百八十万军队“裁撤、缩编”至不超过八十万人;其中,陆军步兵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空军与海军另定。

    且因,“全国编遣委员会”已经成立;所以,会议作出决定:“于即日起,撤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及‘空军总司令部’,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都归于‘中央’;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

    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方才明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

    蒋介石非但掌有四个“编遣区”,可毫发无损地将他的部队保留下来,仍是“只裁别人、不裁他自己”;而且,通过“撤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顿时将各路诸侯手中的权力全褫夺了。

    蒋介石的这一招,让各路诸侯都有“哑吧吃黄连”之感。

    冯玉祥憋不住了,大声说:“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后再‘编遣’。”然后,称“病”离会,到河南辉县有“珍珠泉”之称的百泉、“养病”去了。

    而阎锡山原想着顺了蒋介石,进一步巴结后能多得利;但谁知,蒋介石却来了这么一手,不管青红皂白地欲将各路诸候的权都褫夺了;阎锡山大有“偷鸡不着蚀了米”之感,心中自然也不爽。

    此时,阎锡山见冯玉祥托辞离去,索性提议“休会”。

    就这样,一月二十五日,因各路诸侯纷纷离去,“编遣会议”只得草草收场、不欢而散。

    这次“编遣会议”虽是通过了阎锡山提的《方案》,遂了蒋介石之意;然因,各路诸侯都怀有抵触情绪,“编遣会议”上通过的《方案》实际上如一纸空文、谁也不执行。

    冯玉祥与阎锡山已编定了的,都原封不动没再缩减。

    蒋介石自己非但原已编定的十三个师也没动,还将散布于“鲁、皖、鄂、豫、闽”各地的阮玄武、方振武、陈调元、徐源泉、应岐、刘志陆、刘珍年、李纪才、张贞、卢兴邦等部纳入了由其管辖的“中央直辖编遣区”,编列成十个师;如此,蒋介石的手上就有二十三个师了。

    李宗仁因尚只有六个师,觉得自己太亏了。

    于是,又将由白崇禧统率北上进驻“冀、豫”了的部队编为七个师,番号为“第五十师”至“第五十六师”;如此,“第四集团军”也有十三个师了。

    且说,蒋介石刻意“削藩”、召开“编遣会议”之时,仍念念不忘“反共”。

    所以,“北伐战争”刚结束,蒋介石就催促朱培德“回江西‘剿共’”;并成立了“湘赣会剿总指挥部”,《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

    然而,朱培德却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上《辞呈》,坚决辞去“湘赣会剿总指挥”之职。

    蒋介石无奈,只好《任命》原“湖南省清乡督办公署协办”何键为“代理湘赣会剿总指挥”,朱培德则留《任》“江西省主席”兼“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

    何键“反共”甚是积极,欣然受《命》;同时,“湖南省清乡督办公署”被撤销,“督办公署”的人员全被划归“湘赣会剿总指挥部”,到江西“‘会剿’红军”去了。

    此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活动于“湘、赣”边境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陵四县交界处,对长沙、武汉、南昌都构成了威胁。

    所以,何键入赣后,即从“湘、赣、鄂”三省抽调兵力,先对“红五军”进行了会剿。

    “红五军”仅有二千多人,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却毫不畏惧,坚持在“湘、赣”边界与敌周旋了一个多月。

    谁知,“红五军”在攻打安福县城时,却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此时,“红五军第一团团长”雷振辉胆怯了欲投敌叛变,并在一次集训时想暗杀彭德怀;幸被“红五军三大队中队长”黄云桥察觉,当场击毙了雷振辉,才使彭德怀免遭暗算。

    雷振辉虽被击毙,但他的手下陈鹏飞、李玉华等人却带了一些人叛逃了;如此一来,已因敌人“会剿”而受损了的“红五军”更是雪上加霜了。

    鉴于此,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作出《指示》“由黄公略带领‘第二纵队’的六个大队仍坚持在‘湘、鄂、赣’边界进行游击,‘红五军’的主力则由彭德怀与滕代远率领向井冈山转移”。

    于是,在“湘、赣、鄂”边界坚持了四十五天后,彭德怀与滕代远、邓萍、贺国中、张纯清等人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了。

    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对于刚遭遇过“八月失败”的“朱、毛红军”毕竟是一种振奋;毛*泽*东、朱德获悉后甚是高兴,即派何长工前往莲花迎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彭德怀在宁冈与朱德、毛*泽*东*见面;于是,“红五军”与“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了。

    而何键见“红五军”向井冈山转移了,当然不肯罢休,非欲剿灭不可;因此,转而对井冈山实施“会剿”。

    这次,何键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扑来,气势汹汹地欲一举踏平井冈山。

    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及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党委负责人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联席会议”。

    会议分析了军事态势,觉得“大敌压境,应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以减少损失”。

    且此前,中*共*江西省委曾多次要求“红四军”往赣南发展;因当时,毛*泽*东*觉得还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以没有采纳。而现在,倒也觉得“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赣南主动出击,比单纯的消极防守可取;采用这种‘围魏救赵’之策,则可牵制和分散敌军,从而减轻对井冈山的压力,粉碎敌人的‘会剿’”。

    为此,会议决定了“由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彭德怀与滕代远则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且因为,王佐与袁文才对井冈山情况十分熟悉,利于在井冈山与敌周旋;因此,决定俩人所部的“红四军三十二团”也留下,与“红五军”一起“留守井冈山”。

    且此时,“中*共*六大”文件从上海秘密转达;于是,《中*共*六大决议》等文件就在“柏露会议”上传达。

    然而,当毛*泽*东*传达《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不由得诧愕甚至于不寒而栗了。

    原来,该《决议》的“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中,有“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等语。

    若是遵照中央的这一精神,曾经在井冈山上当过“山大王”的王佐与袁文才都在应被消灭之列了,毛*泽*东*岂能不惊?他怎么也想不透中央为何会做出如此“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般不通情理的《决定》,这无异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自相残杀”,如何能让人接受?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自己的“中央委员”也已被撤免了,无权左右中央的《决定》甚是无奈;唯一能做的是,没将这条骇人听闻的中央《决定》当着王佐与袁文才俩人的面《宣读》。

    会后,毛*泽*东*为了保护俩人、免遭不测,特意将袁文才改《任》为了“红四军副参谋长”,以便让他随同“红四军”远征赣南;如此,“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则交由王佐一人率领了。

    同时,毛*泽*东*又对奉《命》留守井冈山、曾是“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对自己可谓是言听计从的宛希先特别关照,要他“尽力保护王佐的安全”。

    宛希先心领神会,表示“一定照办”。

    毛*泽*东*做出如此安排后,这才与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的“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余人,于一月十四日由茨坪出发向赣南进军了,袁文才则也随同“红四军”出征。

    如此,毛*泽*东*算是将俩人暂时保护了,但他仍忧心忡忡为俩人捏着一把汗。

    而王佐与袁文才俩人却都还蒙在鼓里,谁都不知道已有一把刀悬在了自己的头上,随时会要了他俩的命。

    “红四军”向赣南进军,起始倒还顺利。

    四天后,即经遂川、左安、上犹等地抵达赣西南的崇义,并擒杀了自称“湘军司令”的崇义县代县长丘左棠;“红四军”攻取崇义后,又南下攻克了大庾。

    果然,何键获知“红四军”进军赣南的消息后,即从“会剿”井冈山的五路兵马中抽调李文彬和刘士毅两路兵马、去堵截和追击“红四军”,其余三路仍对井冈山实施“会剿”。

    于是,第一路的李文彬率其所部“第二十一旅”尾随追击。不日,李文彬部追至大庾并悄悄逼近,对“红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红四军”被打了个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而失利,不得不撤出大庾;于是,刚攻取的崇义与大庾即被李文彬夺回。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原想行“围魏救赵”之计,把围困井冈山之敌调开,兜一个圈子后、重回井冈山;但谁知,出师不利、遭此挫折,且回井冈山的路被堵住了。

    因此,“红四军”撤出大庾后,只能继续南下并进抵粤北的南雄,这才摆脱了李文彬的追击。

    “红四军”进入粤北后,只得再折向东行;复入赣南,经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后抵达“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的寻乌。

    只是这么一来,“红四军”离井冈山越来越远了。

    谁知,“红四军”到了寻乌,却又被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围困。

    “红四军”勉力拼搏后才得以突围,但已遭受了严重损失,朱德的“妻子”、时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长”伍若兰也在突围时被敌人杀害了。

    “红四军”从寻乌突围后,打算去往位于赣中南的“东固苏区”。

    “东固苏区”是由李文林、段起凤等人创建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与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同期;因其中心是位于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处的东固,故而得名;且因其位于井冈山东面,故又有“东井岗”之称。

    也正由于“东固苏区”与井冈山毗邻,“红四军”遂打算经此、折返井冈山;为此,“红四军”就沿着“闽、赣”边界的武夷山北上了。

    然而,刘士毅却尾追不舍、紧咬不放。

    “红四军”转战至瑞金的大柏地时已近年关,将士们都不愿再走了,纷纷表示“不能像兔子似的让敌人撵着跑,非得和刘士毅干一仗不可”。

    毛*泽*东*与朱德见群情难抑,且大柏地有一条长约十里、名曰“麻子坳”的峡谷,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沟底仅有一条小路通往宁都,倒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于是,决定“在此打上一仗,以煞一煞刘士毅的锐气”。

    于是,****率“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伍中豪率“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分别在麻子坳“东、西两侧”山上设伏,布下口袋等待刘士毅往里钻。

    果然,二月十一日,刘士毅钻进了“红四军”设下的伏击圈;顿时,大柏地峡谷内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一阵激战后,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被全歼,刘士毅本人侥幸逃脱、才捡了一条性命。

    “大柏地战斗”后,刘士毅元气大丧;蒋介石遂将其所部改编为“第十三军第五师第十五旅”,调往上海松江,划归熊式辉管辖。

    而李文彬闻讯“刘士毅溃败”后,胆怯地龟缩在会昌、雩都一线,不敢再追逐了。

    “大柏地战斗”后,“红四军”又乘胜攻占了宁都;然后,进入了“东固苏区”。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在东固的罗坑村与李文林的“红二团”、“红四团”会师。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七天后,打算折向西进、重返井冈山;谁知,行至吉安附近,却传来了“井冈山已经失守”的消息。

    原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何键即《命》另三路兵马对井冈山发起攻击。

    因为,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兵力不足千人,而王佐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毕竟不是“正规军”,如何抵得“国民党军十二个团”分三路合攻;激战四昼夜后,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等阵地相继被敌军突破。

    眼看情况万分危急,如再不突围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彭德怀不得不率部突围、也离开了井冈山。

    而王佐凭着对井冈山地形的熟识,则率其“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转入了深山密林中,坚持在井冈山、继续与敌周旋。

    如此,井冈山真的难以回去了,“红四军”只得仍在“赣、闽”边境继续与敌周旋。

    而此前,“中*共*龙岩县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邓子恢、“中*共*永定县委委员”张鼎丞等人,已领导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一支名为“红军营”的队伍,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坚持至今。

    因此,毛*泽*东*决定“让‘红四军’打到福建去、与张鼎丞的‘红军营’汇合”,以开创新的根据地。

    于是,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越过“赣、闽”边界,进到闽西的长汀;一举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全歼,连该旅“旅长”郭风鸣也被击毙了。

    接着,“红四军”跃过汀江,又击溃了陈国辉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攻占闽西重镇龙岩、上杭。

    如此,闽西的长汀、龙岩、上杭等县都被“红四军”攻取,并连成了一片。

    “红四军”攻占上杭后,即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邓子恢被选举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委员”;同时,将“红军营”及闽西的“农军”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简称“红九军”。

    自此,中*共*在闽西又开辟了一块新的根据地。

    就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之时,国民党内部因“编遣会议”而矛盾激化了,“蒋、桂”之间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而时《任》“代理湘赣会剿总指挥”的何键,见井冈山已被他夺取,“红军”如流寇般四处逃窜,谅已成不了大事;因此,何键萌生了“回湖南老家去主政‘湘’局”之念,也就疏于江西的“会剿”了。

    鉴于形势趋利,毛*泽*东*与朱德商议后,又决定“率‘红四军’返回赣南”。

    于是,四月一日,“红四军”复又从闽西回到赣南,并先后攻取了会昌、雩都、瑞金等地。

    此时,彭德怀也率“红五军”转战到了瑞金,与“红四军”第二次会师。

    两军会师后,彭德怀打算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于是,毛*泽*东*在雩都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

    就这样,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复又分手,率“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了;而“红四军”则留在赣南,以巩固红色政权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只是,这支创建于井冈山的“朱、毛红军”,离开“发祥地”后,没有再回过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