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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郭松龄滦州兵变 张作霖引狼入室

    【史要】郭松龄“滦州兵变”,战败被杀;张作霖绝处逢生、引狼入室,日本“关东军”进驻东三省……

    却说,郭松龄决意“反奉”后,即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滦州连发三次《通电》,其中言道:“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雠。而首推原祸者,乃一二穷兵黩武之辈;彼为求一己之私欲,举债卖国,耀武扬威,涂炭生灵,天理尽失。松龄身为军人,安能忍睹家国破残,黎民受戮?故为华夏计,为万民计,力倡和平;然祸国者蛊惑主心,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今班师回奉,以清君侧,旨在去主战之祸首杨宇霆辈;敦请张将军汉卿司令统驭三省,经营东北,以保根本;松龄素同袍泽,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松龄之赤心,天地有知,神人共鉴。”

    郭松龄发出《通电》后,引来了各方响应。

    冯玉祥即于二十五日也《通电》声讨张作霖“一味好战,祸国殃民”。

    “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以不同形式声援郭松龄“反奉”;

    李大钊更是直接呼吁:“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在全国一片声援下,郭松龄更是义无反顾了。

    接着,郭松龄在滦州京榆驻军司令部召集团级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举义起兵”。

    因长期来,京榆驻军司令部司令张学良十分依从郭松龄,其所辖“镇威军”第三军的军务皆交由郭松龄处置;所以,虽只是副司令头衔的郭松龄,在第三军中的威望绝不亚于张学良;且此时,张学良去了奉天,郭松龄也就更能一手遮天了;所以,与会的大部分军官慑于此,都不敢异议而皆表示了愿意随同。

    不过,也有不怕死而敢于抗命的;时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二十七师参谋长高维岳等人就直言表示“反对”,不愿参与反叛。

    郭松龄倒是没有难为他们,只是将四人软禁后送回天津交由李景林看管。

    接着,郭松龄将所部改称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同时,又将“东北国民军”改编为五个军,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魏益三为第五军军长、宋九龄为前敌总指挥。

    此时,正在天津奉命移防锦州北镇的姜登选闻知郭松龄在滦州举事后,甚感诧愕;遂命其部将戢翼翘、陈琛两人率部先行,自己则带了几员随员径赴滦州,欲劝说郭松龄放弃既为回头是岸。

    但是,姜登选自己怎么也想不到,此行是在走向黄泉路。

    因为,姜登选属于“士官派”;而郭松龄与“士官派”结怨很深,已是势不两立正欲伺机泄愤;因此,姜登选这次来滦州是自己撞到枪口上,郭松龄当然不会放过他。

    所以,姜登选抵达滦州,郭松龄即派参谋长彭振国将他扣押;然后,不由分说地被拉到郊外枪杀了。就这样,姜登选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地枉死在了郭松龄手中。

    郭松龄反叛并杀了姜登选,着实让张作霖大吃一惊,连额头上都溢出了几滴冷汗。

    因为,张作霖为了扶植自己的儿子,给第三军各方面的配备都是最强的,他让郭松龄当张学良的副手目的也在于此;所以,第三军可谓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奉军”的精粹几乎全在第三军,其他各军难以与其相提并论。但现在,这支劲旅却落到了郭松龄手中,让他用来反对自己了,这令张作霖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于是,张作霖将他儿子叫来大骂了一顿;然后,要张学良设法阻止郭松龄的胡作非为。

    张学良一时想不出有甚妙法,只得致《函》郭松龄,以俩人多年积下的友情进行规劝,欲令其放弃所为悬崖勒马;《函》中道:“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然良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能图位而背叛家父?故兄之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良虽万死,不敢承命,望兄勿置良千秋忤逆之骂名。兄行此大逆之为,必为谗言所惑;悬崖勒马,为时非晚,兄当三思。”

    见了张学良的《信》后,郭松龄知道要想扶张学良上台替代他的父亲主政东三省已是不可能;但此时的郭松龄已是铁了心,自知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了;因此,觉得只能撇开张学良独自干到底了。

    于是,郭松龄给张学良回复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决心后,第二天就在滦州正式起兵了。

    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固然不食言而保持了中立;于是,郭松龄留下魏益三的第五军驻守滦州,自己则率大军放胆地进军了。

    不久,即突破山海关,向辽西走廊挺进。

    十一月三十日,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布《讨逆令》,命令驻于辽西走廊上的“奉军”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务必阻截郭松龄。

    于是,张作相的“奉军”第四军与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在辽西走廊上接战;张作相不是郭松龄对手,很快的就被击溃败阵而走。

    于是,郭松龄攻取了绥中、兴城;接着,又连克葫芦岛、连山,辽西走廊上的要地锦州也为郭松龄所取。接着,郭松龄又乘胜追击,兵锋直至距奉天仅百余里的新民。

    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兵锋直指奉天。

    当时,因“奉军”与“东北国民军”的军装相同,“奉军”将士则每人的脖子上都系了一块黄布,以在战场上能识别敌我;时人则戏谑其“黄到脖子上了”,意则快完蛋。

    确实,因张作相节节败退,一时又无援兵可调;奉天随时有被陷落的危险,情势岌岌可危了。尚在奉天城内的张作霖确有日暮途穷之感,惶恐不安得已做好了逃往大连的准备。

    此前,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借口,已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并设置了关东都督府。

    一九一九年,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时任“关东军”司令是白川义则。

    此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大连等地派驻有一个师团的兵力;连同“满铁守备队”,日本派驻在中国东北的总兵力达两万多。

    张作霖见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攻势凌厉,只得一面命令张作相勉力抵抗,一面赶紧请求日本帮助,欲借助“关东军”之力阻截郭松龄。

    按说,张作霖的求助正中日本政府下怀,日本则可趁机逼迫张作霖做出让步了。

    然而,此时的日本见郭松龄大有取代张作霖之势,也就对张作霖不再看好了;因此,对于张作霖的要求不作理会,而去与郭松龄接触。

    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代表去见郭松龄,提出:“若是郭松龄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地割让给日本,日本即帮助郭松龄向张作霖夺权。”

    对于日本政府的诱惑,郭松龄嗤之以鼻,毫不含混地说不,并严正申明:“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凡东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一律无效。”

    日本政府见利诱不成,觉到了郭松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才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张作霖。

    而此时,已被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人竭力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并致《函》日本政府,言:“郭松龄反日派,如果由他替代张作霖,必将损害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利益。”

    而张作霖也一再指称:“郭松龄反奉,是受苏俄****之故;日本再不加制止,东三省就要归苏俄了。”

    如此,倒确实使日本政府也有了一种危机感;因为,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将前沙俄政府的势力从中国的东三省驱走;此后,日本政府已将中国东北的这块富庶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岂容再让苏俄插足?

    于是,日本政府这才决定帮助张作霖对付郭松龄了,以免真的被苏俄趁机而入。

    不过,日本政府在出兵帮助张作霖前,还是打算趁机从张作霖手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更多东西。

    于是,白川义则派“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斋藤去与张作霖谈判;非但要趁机解决悬而未决的“蒙满五路”问题,并要将已建成了的吉林至敦化的“吉敦铁路”延长到图门江,以与已经被日军侵占了的朝鲜境内的铁路线接轨;同时,还逼迫张作霖承认“辽西属于南满”,以便日本的势力范围向辽西渗透。

    另外,还须将《二十一条》中涉及的“允许日本人在蒙满享有商租权”和“自由居住权”等诸项兑现;更有甚者,还要求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化等地设置“五处领事分馆”,并“拥有领事裁决权”。

    对于日本政府如此狮子大开口的索求,此时的张作霖已是无能、且也不敢再说不了;为了能让日本人帮助自己尽快平定郭松龄的叛乱,张作霖只得连声“行,行”。

    就这样,张作霖与日本政府间的交易成功了;日本政府要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后,这才帮助张作霖对付郭松龄了。

    日本政府决定帮助张作霖后,即以“保护‘满铁’”为由,发出警告:“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满铁沿线二十华里内。”并命令满铁守备队沿途阻截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

    日本人的这一招果然厉害,这对于正欲通过“满铁”向前线运兵的郭松龄无疑是当头一棒;“东北国民军”的运兵车不能通过南满铁路,后援不济前线的攻势也就减弱了。

    因此,张作相所部“奉军”这才在新民的东辽河一线顶住了郭松龄的进攻。

    同时,日本陆军省又从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如此,奉天无虞了,张作霖终于绝处逢生有了喘息之机。

    张作霖缓过气后,这才调兵遣将;任命黑龙江督办兼“镇威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为“讨逆军”总司令,《令》其火速率所部“镇威军”第五军回吉林驰援并讨伐郭松龄。

    吴俊升受命后,即以万福麟的“镇威军”第五军第十七师为先遣队,自己亲率第五军随后跟进,回师吉林讨伐郭松龄。

    同时,张作霖又派人带了四十万大洋去见直隶督办李景林,要他进兵山海关夹击已出关了的郭松龄。

    李景林因其老母在奉天,只得听命于张作霖而放弃中立了。

    于是,李景林将所部改编为四个军,以虚张声势;马瑞云为第一军军长,纪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张宪为第三军军长,王丕焕为第四军军长,李爽恺为前敌总指挥;然后,发兵攻打滦州了。

    如此一来,郭松龄腹背受敌,局势顿时逆转而有利于张作霖了。

    郭松龄想不到李景林会践言从背后给他这么一击,气得暴跳如雷;但事已至此气有何用?只得分兵一路,派遣“东北国民军”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魏益三阻截李景林。

    且说,郭松龄“滦州兵变”后,冯玉祥即也欲起兵;然因,李景林如拦路虎似的在直隶按兵不动,令冯玉祥不敢贸易进军。

    现在,李景林率兵攻打滦州,“奉军”在北京城内的兵力空虚了;冯玉祥觉得时机已到,也就决定动手。

    于是,冯玉祥即令时任京畿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宣布“戒严”,将北京控制在了“西北军”手中;顿时,北京城内一片风声鹤唳了。

    而此时,“关税特别会议”正在北京召开,这是段祺瑞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唯恐被搅黄了;然而,段祺瑞手上无兵无卒,难以约束争端各方以制止战争,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人,段祺瑞不得不屈求于冯玉祥了;于是,赶紧派财政总长陈****赶赴石家庄,请求冯玉祥保证京城的安全,以使“关税特别会议”能顺利进行。

    冯玉祥起兵本来就不是针对段祺瑞的,只是为了配合郭松龄讨伐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冯玉祥对陈****信口答应,并表示“拥护执政,始终不渝”。

    得到冯玉祥的这一答复后,段祺瑞这才放心了,“关税特别会议”也得以继续进行并圆满结束。

    果然,鹿钟麟控制北京后,冯玉祥没有再派兵入城,以免引起更大的恐慌与不安。

    不过,冯玉祥并没有因此终止进一步行动;而是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孙岳的“国民三军”联手,分南北两路对李景林发起攻击,以援助已出关了的郭松龄。

    于是,察哈尔都统兼“西北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率部由北路攻打杨村,“国民二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邓宝珊率部从南面攻打马厂,孙岳则率“国民三军”从大名起兵直扑天津。

    正在攻打滦州的李景林见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联手从背后对他发起了攻击,唯恐津、京有失赶紧回师;于是,“国、奉战争”打响。

    李景林回师后,倒是让已两面受敌的郭松龄缓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北京已为冯玉祥所控,李景林只得力保天津了;于是,也分兵两路进行阻击。

    北路由李景林亲率马瑞云的第一军与纪毓坤的第二军,对付“西北军”的张之江;南路由李爽恺统率张宪的第三军与王丕焕的第四军,对付“国民二军”的邓宝珊。

    张之江攻取杨村后,在天津的北仓遭到了李景林的阻截并失利。

    于是,冯玉祥又调遣热河都统兼“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与绥远都统兼“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李鸣钟驰援张之江。

    李景林在“西北军”三路夹击下终被击溃,不得不弃天津逃往山东。

    与此同时,南路的邓宝珊在“国民二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史可轩配合下也攻取了马厂;但进至杨柳青后则遭遇了李爽恺等部的阻截,两军相持难分难解。

    于是,冯玉祥又派“西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协助邓宝珊;终于,一场血战后,杨柳青终于被“西北军”与“国民二军”联手夺取,李爽恺也率残兵溃入山东了。

    至此,天津也落入“国民军”之手;于是,孙岳就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正在冯玉祥攻取天津之时,却传来了“郭松龄兵败被杀”的噩耗。

    原来,冯玉祥起兵,迫使李景林回师;虽是让两面受敌的郭松龄减轻了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业已呈现的颓势。

    因郭松龄枉杀了姜登选后,其部下多有开小差离他而去了;出关后一路进军虽是节节胜利,但兵员却不断锐减实力大损。

    进至新民后,张作相有了关东军暗中驰援,终于在东辽河一线抵住了郭松龄的进攻,“东北国民军”再难前进了。

    不久,吴俊升的“镇威军”第五军络绎赶到了,对郭松龄部构成钳形夹击之势;山东的张宗昌也派兵在营口登陆,切断了郭松龄的后路。

    同时,日本从朝鲜抽调的两个师团也相继赶到,并派战机对郭松龄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使郭松龄部遭受严重损失。

    张作相见大量援兵到来后士气已经恢复,立即对郭松龄部发起反扑。

    郭松龄已是孤军深入后援不济,而今又遭数路夹击,如何敌得?整个战局形势立即被逆转了。

    而此时,“奉军”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见郭松龄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后路,遂临阵倒戈复又投靠张作霖了;所部将士纷纷效仿,郭松龄弹压不住。

    如此,更令郭松龄如雪上加霜,深入吉林境内的“东北国民军”很快全线崩溃了。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夫人韩淑秀化装后混在乱军与难民中南遁,但结果还是被“奉军”擒获。

    张作霖闻报“抓获了郭松龄”,即《电》令“押回奉天”。

    而张学良出于袍泽之谊,还想在途中进行解救,以放他一条生路。

    然而,杨宇霆鬼得很,抢先密《令》手下“将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以免夜长梦多。

    于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郭松龄夫妇俩被枪杀于东辽河边。

    张作霖对郭松龄已是恨之入骨,将其杀死后又下《令》“曝尸三天”,方解心头之恨。

    郭松龄死后,其部将魏益三等人则投奔冯玉祥去了。

    至此,一场令张作霖丧魂落魄的“滦州兵变”终于被镇压下去。

    郭松龄在“倒张、反奉”的同时,也含有“防日、拒日”之意;但谁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此举却迫使张作霖与日本人靠得更近了;日本政府从中攫取了更多利益,并趁机向中国的东三省增兵。

    从而,张作霖引狼入室,更是让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重兵入驻了。

    而“滦州兵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也彻底摊牌反目了;虽然,冯玉祥从中取得了京、津等地似是获益;但是,因郭松龄兵败遇害,冯玉祥则要独自面对张作霖了,前景也不甚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