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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孙中山再举北伐 广州城商团叛乱

    【史要】孙中山再举北伐,广州双十惨案,平定广东商团叛乱……

    却说,广州城内因扣械引起商会罢*市之时;受吴佩孚指使的江苏督办齐燮元与福建督办孙传芳联手,对浙江的卢永祥发难了,一场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战争”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

    因为,卢永祥与孙中山、张作霖等已结成了新的“反直联盟”;眼看着卢永祥与直系已经开战,本来就心切于北伐的孙中山再也耐不住了;打算立刻起兵,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且也是对卢永祥的驰援。

    可是,广东总商*团却仍不依不饶地纠缠不休,令孙中山不敢放心北伐而焦虑万分了;何况,商*团已拥有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真要闹起事来够令人头疼的。

    广东是北伐的大本营,但又历来是多有麻烦之地;军阀争雄,盗匪不绝;溃败后的粤军仍盘踞于惠州、东江一带,孙中山已派兵征讨有年却无结果;而陈炯明的旧部邓本殷也仍隔海据有琼崖,均不免为后患;现今又冒出个商*团闹事了,可谓无一日宁时。

    这许多麻烦,常令孙中山心烦意乱;于是,将对峙于惠州的联军全部撤回了。

    联军撤走后,粤军的惠州之危又自行解除了。

    组成联军的桂、豫、湘诸军撤回后,孙中山即欲将其投入北伐;可是,商*团闹事使广东不得安宁,这令一心只想着北伐的孙中山心烦意乱了。

    因为,商*团没完没了的如此闹下去,必有碍北伐,这可如何是好?

    孙中山本想和平解决,考虑到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的态度甚是强硬、难以指望他能妥善解决;于是,决定将廖仲恺调任财政部长;而将处事谨慎温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海执行部主持工作的胡汉民调回广东代理省长之职,要他设法平息事件。

    孙中山的调派,胡汉民当然接受;只是,胡汉民接任前提出了一个“不得受任何人干预”的要求;言下之意,是不愿受制于鲍罗廷。

    对此,孙中山自然答应,遂以“要事相询”为由将鲍罗廷请至韶关。

    孙中山将鲍罗廷从广州支开后,胡汉民才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胡汉民曾主政广东多时,与广东商界关系也尚可。因此,胡汉民不想对商团采取强硬措施,而是持温和态度欲以和平方式尽快将此事平息。于是,胡汉民就将哈佛号商船及其所载的其他非违禁品先行放还了。

    但是,广东总商会并不满足;不愿就此罢休而继续罢*市以施压,非要广州政府返还全部枪械不可。

    胡汉民见仍难以息事宁人,遂又向远在韶关的孙中山请示,提出了另一个折中方案:“一是,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二是,商团’取消罢*市的前提下,再以二十万元作为赎金,发还四千支枪械。”

    胡汉民原以为,这个方案可谓四平八稳,想必各方都应能接受。

    因为,一旦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广东总商会的最大心结消了,也就能同意取消罢*市;而罢*市取消,广东时局即可恢复正常。至于发还四千支枪械,虽未能满足商*团的全部要求;但商*团亦当明白毕竟是私运枪械于理有亏,若是真的闹僵了或会全部丧失,能要回一半该算是不错了,想必能知足而息手。而以二十万元作为赎金,无非是给广州政府有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且区区二十万对于有众多富商巨贾的广东总商会而言,不过如从牙缝里挤出一点余食不足吝惜;但对于正待北伐急需用钱的广州政府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补充。至于,蒋介石等强硬派,因尚有六千支枪械及大批弹药截留,能空手套白狼地得此许多,想必也该无二话。

    胡汉民的这个方案提出后,孙中山觉得可行,即予同意;而蒋介石等人见尚有大部枪械扣留,也就不再异议。

    孙中山颌首后,胡汉民即委托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出面与商*团联系,以求和解。范石生正为商人罢*市影响了他的财源而头疼,也欲早日平息了此事;于是,欣然受托居间调停了。

    果然,不出胡汉民所料,商*团表示了愿意接受。

    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在范石生的调停下,双方达成了包含“复市、还械”等六项内容的《协议》,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的第七天归还枪械。”

    于是,轰动一时的“扣械事件”该算是可以平息了。

    但谁知,几天后,因“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正式决定北伐。而留恋于广东富庶之地的滇、桂军却有点不愿离去,遂以“军无饷难行”为托词滞行。

    而此时,广州政府的财政状况仍很窘迫,加上商人罢*市后更无处筹饷;于是,大元帅府秘书林直勉出了个点子,道:“政府财政支绌,累及北伐;不若令商会再捐资,以换取枪械。”

    而在大元帅府中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司令也提出了:“政府与商*团订立的还械《协议》中,应附加商*团代筹北伐经费三百万元的条款。”

    心切于北伐的孙中山,也正因北伐经费不足而焦虑且苦无良策;闻此言后倒是觉得可为权宜之计,遂命胡汉民依言再洽。

    孙中山之命,胡汉民自然遵照执行;但是,当胡汉民让范石生转告陈廉伯时,却被陈廉伯一口拒绝了。

    于是,广东政府也拒绝了还械。

    如此,那份好不容易签订的《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双方又陷入僵局,还械之事被搁置了迟迟未兑现。

    而本来就不愿离粤的滇、桂军将领,也就借口饷械缺乏,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从而,使孙中山早就要举行的北伐,拖沓至十月了仍迟迟未能举兵进军。

    而二个月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不幸逝世,苏联政府又派遣了曾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有“远东军魂”之称的布柳赫尔前来接任。布柳赫尔来华后化名“加仑”,故有“加仑将军”之称。

    随同加仑将军来华的,还有十余名军事顾问和一艘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及随舰运抵的大批枪械、弹药;另外,还有二百万元援助资金。

    加仑将军的到来,特别是援助的饷械;对于正为此忧虑的孙中山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而心中大悦愁云顿消了。只是此时,“江浙战争”已进行了半月;张作霖为驰援卢永祥,也已于九月十五日跟直系开战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即打响。

    因此,孙中山觉得自己的北伐不该再迟延了,这才决定立即兴师北伐。同时,允许将枪械发还给商*团;于是,僵持了多日的“扣械事件”终于可以了结了。

    九月十八日,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正式宣布北伐。

    因有了苏联的军援,饷械已有着落;滇、桂军再无推托之由了,也就只得遵命参与北伐。

    而此前,孙中山为了拉拢唐继尧以利于北伐,特意派人与其联络,并许以大本营副元帅的头衔。

    唐继尧知道,孙中山如此无非是为了要他发兵助其北伐;然而,他对这个似同虚衔的大本营副元帅并不希罕,本不想受。但转而思,若是明言拒绝,恐会伤了与孙中山的和气;因此,缄口不答权作接受了。

    然此后,唐继尧并没有赴广东就职,仍赖在他的云南老巢内观望;而孙中山希求的兵马,唐继尧却是一兵一卒也没有派遣,这令孙中山甚是失望。

    唐继尧不愿相助,虽使孙中山失望并无奈,但未能动摇孙中山定要北伐之意志。

    此时的孙中山,不想为此与唐继尧计较;只是希望,自己北伐后,他不在后面捣鬼,就算是如愿了。

    于是,孙中山不再去强求唐继尧;而是在驻于广东的湘、粤、滇、桂、赣、豫等军中抽调兵力,编组成了一支北伐军;且将北伐军定名为“建国军”,放弃了原来打算的“讨贼军”之称。

    接着,任命谭延恺为建国军总司令兼建国湘军司令;而其他诸军统帅则分别为,建国粤军司令许崇智,建国滇军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司令刘震寰、建国豫军司令樊钟秀;而朱培德则仍任拱卫军司令,负责护卫韶关的北伐大本营。

    而唐继尧见孙中山将北伐军定名为“建国军”,却鹦鹉学舌地也将其所部滇军更名为了“建国联军”,以显示自己与孙中山协调,这倒使孙中山略感慰藉了些。不过,世人曾习惯地称其为滇军。

    为助北伐,曾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组织了部分“工团军”与“农团军”前来参战。

    而蒋介石则组建了一支由一百三十五名黄埔一期学员组成的学生兵,交由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文素松率领,也前来参与北伐。

    孙中山见工、农大众与年轻学子皆热忱拥护,不由得心中大悦;遂让“工团军”与“农团军”随同北伐,而将学生兵留在了韶关的北伐大本营作侍卫;学生兵虽未能上火线,但能在北伐大本营中侍卫孙中山,倒是都甚乐意。

    而又因为,孙中山打算亲临前线督师;于是,让广东省长胡汉民代领大元帅之职,留守广东以固后方。

    一切调度停当后,九月二十日,“建国军”在韶关举行誓师大会,然后就起兵北伐了。

    就在“建国军”起兵北伐后不久,忽又传报广西的陆荣廷于九月二十一日下野了,这倒使孙中山去掉了另一块心病,更可以放心北伐了。

    于是,孙中山坐镇到南雄督师,以鼓士气扬军威。

    然而,加仑将军抵穗后,感到广东局势十分复杂显得甚是紧张;虽然,扣械事件暂时平息了;但是,广东商*团的存在毕竟是一种隐患当须慎防。

    因此,加仑将认为“孙中山在广州局势如此动荡不安之时,孤注一掷的兴师北伐,是不明智的军事冒险,会给他人以乘虚而入之机。

    果如其所言,陈廉伯对于“扣械事件”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后来孙中山返还了部分枪械,但总觉得仍有一股窝囊气憋在胸中无处出。孙中山举兵北伐后,陈廉伯觉得留守的广州政府无力可约束他了,遂决定再闹事;一则是为了出气,二则也可逼迫广州政府将其余部分枪械也返还给商团。

    于是,陈廉伯再以广东总商会的名义宣布罢*市,第二次广东全省大罢*市遂又开始了。

    十月十日,广州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广州市工会联合会等数十个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内举行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十三周年的盛大集会。会后,还举行了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十分激昂,他们在庆贺辛亥革命胜利的同时,对于广东总商会发动全省大罢市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与谴责。

    不意,当游行队伍行至广州长堤西濠口时,却与商*团发生了冲突。冲突中,商*团竟然开枪射击,当场射杀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二十人,伤百余;从而,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

    如此一来,矛盾恶化群情激愤了。

    因为,冲突中有“工团军”及黄埔学生六人死伤,领导工、农运动的中*共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怎肯善罢甘休?在他们看来,商*团此举不仅是滥杀无辜,更是一种有预谋的挑衅与叛乱。

    于是,中*共*广东区委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以安定广东政局。

    而本来就持强硬态度的蒋介石,见自己的学生也有遭殃,更是怒火中烧了;于是,电告孙中山,并请求:“立予镇压,以去毒瘤。”

    正在南雄督师北伐的孙中山闻报广州发生“双十惨案”后甚是惊愕,他想不到商团竟敢胆大妄为到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也不由得怒火中烧了。

    此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暂停北伐,回师广州,镇压商团,稳定后方。”

    而此时,利令智昏的陈廉伯竟然自不量力地欲将矛盾升级;一面发表《广东全省商民罢*业宣言》以鼓动罢*市,一面则准备发动商团欲以武力推翻广州政府;而且,还张贴与喊出了“驱逐孙中山”的标语口号。

    这么一来,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广东商会的这些行为,即被视为是对广州政府的叛乱,孙中山真的被激怒了。

    至此,孙中山已觉到,自己及其领导的广州政府与陈廉伯领导的广东总商会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水火难容的地步;而陈廉伯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无非是依仗了他手上已拥有商*团这支不可小觑的武装;看来,要解决与广东总商会之间的矛盾,先得解除商*团武装;而要达此目的,也就得针锋相对地付诸武力了。

    于是就这样,孙中山即于第二天成立了一个由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汪精卫、陈友仁等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其中又设立了一个由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等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以负责平叛。

    接着,孙中山下达《平叛令》,并命已启程北伐了的“建国军”立即班师回粤。

    于是,已由梅关古道进入江西境内了的“建国军”,除了作为前敌指挥的建国豫军司令樊钟秀因率部前行已深入赣北外,其他各军都遵令回师返粤平叛。

    因此,孙中山组织的第二次北伐也就又半途而废了。

    因“建国军”已入赣,虽星夜兼程火速回师,但毕竟离粤已远抵穗需时大有远水近火之虞。

    于是,孙中山又命北伐大本营拱卫军司令朱培德率部火速回穗平叛,留于韶关的学生兵也随同前往。同时,孙中山又《电令》胡汉民,将留粤的一切军力集中起来,交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务必将叛乱的商团镇压下去。

    胡汉民目睹“双十惨案”后,也一改往日的温和态度了,即遵照孙中山之令而行。于是,胡汉民将留守广州的部分政府军及省府警卫团都交给蒋介石用于平叛。

    接着,又有“工团军”与“农团军”投于蒋介石麾下听候调令;同时,蒋介石又以黄埔学生组建了两个教导团;由军校教务处处长何应钦为第一教导团团长,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为第二教导团团长;然后,命两人率部平叛;因此,蒋介石实际让成了这场平叛的总指挥。

    其时,广州商*团军也已做好了迎战准备;广州的商*团军共有一万五千余人,重点驻扎在西城一带。

    十月十四日,蒋介石下令平叛部队向商*团军发起攻击。

    黄埔学生兵虽是第一次上战场真枪实弹地与敌对阵,但个个如生龙活虎勇猛无比;攻打西瓜园的李仙洲、陈赓、关麟征等黄埔一期的学生兵与“工团军”、“农团军”配合,攻势甚是凌厉,很快就将驻守该地的商*团军瓦解。

    而省府警卫团则向驻守普济桥等地的商*团军发起攻击,商*团军早已如惊弓之鸟弃械逃遁了。因此,平叛部队初战十分顺利。

    然而,当大元帅府参军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率部迫近西关时,却遇到了商*团军的顽强抵抗。

    西关是广州的商贸聚集地,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就坐落其中;因此,商*团军在西关一带作了重点防守。此时,西关沿街设置了无数工事,连一般民宅也成了商*团军抗击平叛军的堡垒。

    商*团军凭借着牢固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使吴铁城寸步难进心急如焚了;时有部下谏言:“何不来个火烧连营?”

    吴铁城闻言虽感诧异,但为攻克西关平定商团叛乱,也就不顾后果地下令烧了。吴铁城一声令下,部下岂能二话;于是,一把火燃起。

    因为,西关沿街两旁皆是木结构房屋;被引燃后很快就从普济桥烧至西濠口,整个西关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如此,藏匿于工事后面或屋宇中负隅顽抗的商*团军士果然呼爹喊娘地四处逃生,许多人葬身火海了。

    大火整整烧了两天,待等火势熄灭,西关一带已成一片焦土惨不忍睹;非但二千多家商户付之一炬,更有无数民宅被焚遭殃,许多无辜百姓也葬身火海。

    采用火攻后,西关虽被攻克了,但这种野蛮行径却令人发指;而因平定商*团叛乱的命令是孙中山下的,有的史家则将此罪孽也记在了他的账上,这却是孙中山自己不曾想到的。

    不久,朱培德率部赶到,也立即投入平叛;很快的,又攻占了丰宁路、西堤、大德路、太平门、建栏桥、长堤、黄沙、西村等地。

    商*团军见无法抵御,纷纷缴械投降或四散逃遁。

    待等回师的建国军前锋抵穗,广州的商*团军已作鸟兽散了;于是,平叛诸军又向佛山、番禺、开平、从化等地追击。

    商*团军虽有数万条枪,但毕竟是乌合之众,如何敌得训练有素的建国军?于是,没几天,散驻于广东各地的商*团军不经一击,立即土崩瓦解全军覆灭了。

    陈廉伯与陈恭受见大势已去,赶紧又逃往香港,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至此,广东的商*团叛乱终于被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