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生活之轻〔4〕
三年后，一件更悲惨的事发生了，我爹也死了。 我爹不是叫我给气死的，他死于一场意外安全事故。 死亡的场面很惨很惨，惨不忍睹，甚至超过了“坏人”之死。 不过我爹肯定是好人，事发时他站在楼根底下，和公司几个领导检查工程质量，就在他摘下安全帽那一刻，从五楼上掉下来一块砖头，跟认识他似的，不偏不倚砸中了脑袋。 据大哥向我娘传回医生的话说，把我爹的天花盖给砸碎了。 也许这就是命。其实我爹干质量检查员工作没几天。听我娘说，我爹能干上这份清闲的工作，是因为他的年岁大，本人又是公司和局里的劳动模范，公司领导爱护他，还特意找他谈话说，老李同志啊，我看你这么大岁数就不要再挖泥砌砖，去干一点轻松的活儿吧。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只是我爹哪知道，他没有那个享福的命。 我总在想，假如他继续砌墙垒砖，现在肯定活得好好的。 告别我爹遗体的那天，我娘是真哭啊，哭得天翻地覆、死去活来，中间哭晕了两回，这可忙坏了公司派来的两个专门照顾我娘的年轻女工。她们一人架着一根我娘的胳膊，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我爹的五个血脉延续者，大姐和二姐也一样泪流满面，但她们走路的步子却是相当轻松，根本用不着别人来搀扶。看来还是我的老娘说得对，隔代人隔着一层亲。 我没注意到大哥和二哥哭了没有，他们一直跑前跑后的忙活着。 毫无疑问，我没掉一滴眼泪。这绝不是说我心肠狠，也不是说我恨我的老爹，尽管他曾经打过我无数次。实际上，看着我爹那张变了形的脸，我的心非常非常难过，却不知道为什么，鼻子已经酸酸，就是挤不出一滴眼泪来。后来我想，或许这就叫“欲哭无泪”吧。 毋庸置疑，死去的我爹还是无限爱我的。 他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给我换来了一份工作。 在我爹死后不久的一天，公司领导再次来我家慰问。 我娘颤抖着手指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见那眼泪哗哗地流。公司领导赶紧凑上前，紧紧握住我娘的手，一边安抚着她，一边再三向她承诺，将尽快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这个时候，我中学毕业已经一年多，一直呆在家中待业。 …… 收到上班报到通知单那天，是在我爹死了两个月后。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娘嗬嗬地笑了。这是我爹死后，她老人家第一次露出笑模样儿。吃完晌午饭，把我叫到她跟前，然后打开炕柜的小门，从大包里面翻出一个小红包，从小红包里面拿出一个金线绣花包，小心翼翼打开纽襻，拿出一叠十元大票，数出一百五十元。 “幺儿，拿钱去商店买一辆自行车。”她递给我说。 那时候，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属于人们生活中的“三大件”。买一辆自行车，等同今天的人们买一辆小汽车，也算得上一件不小的事。我接过钱，兴奋地连数了两遍。一辆地产的“东方红”牌自行车价格是一百四十七元，一百五十元满够，还能剩下三块钱。 “去吧，赶在天黑前就骑回来。”我娘又催促道。 我想了想，把钱推回我娘手里：“娘，我不要自行车了。” “为啥？”我娘不解地看着我。 我说：“我先坐公交车上班，等挣够了钱再买也不迟。” “幺儿，你真这么想的？”我娘瞪大了眼睛。 我使劲儿点点头：“是。” “幺儿，你懂事了。”我娘说罢，竟抹起了眼泪。 说一句心里话，不是我不想要这个钱，是我伸不出去这只手。我再清楚不过，这些钱都是国家发给我娘的生活赡养费，那是我爹用自己一条鲜活生命换来的。当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既然我爹用生命给我换来了一份工作，我咋敢拿他的命再去换一辆自行车？ …… 我上班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已经到了市郊。 经过几回计算，从我家到工厂的单向路程，需要花费一个半多小时，中途还要换乘一回公交车，往返加在一起就是小半天。至于工作单位，还是我爹生前所在的建筑公司。只不过我不用去砌砖垒墙，公司劳资处接到领导指示，分配我到下属的一家混凝土建筑构件厂。 第一天到厂劳资科报到，我遇见了专门管生产的李厂长。 这位李厂长我认识，曾经和我爹一块干过几年的瓦工，还来过我家喝几回大酒。他很热情，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肩头说：“这不是老李头儿的幺儿嘛，是不是来报到的？” 我点点头，傻笑了两声。 他说：“你想干啥活儿？和我说说。” 我说：“你说话算数吗？” 他说：“我大小是个厂长，说话当然算数。” 可是，还没等我想说干啥好呢，他突然笑出了声。 我翻了他一眼：“我有那么好笑吗？” 他又笑了一声：“小嗑儿还挺硬，真是不同凡响啊！” “……。”我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一个字来，感觉脸有点热。 只听他说：“你小兔羔子胆大，啥人都敢打倒，你敢不敢打倒我？” “嘿嘿……。”我顿时听明白了，脸上是火烧火燎。 不过，李厂长说话还是算数的，他再次让我得到我爹的阴蒙，使我没去干体力繁重的混凝土工，而是分到生产楼墙板的大板线车间，幸运进了机修班，做一个电焊工的学徒。 在十几个人的机修班里，我认识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师傅。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师傅教会我干的第一件活儿，却不是打火、切割、焊接的要领，而是如何张开大嘴喝酒。 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仅够吃饭，人民币刚好十九元整。 …… 我上班才半年，一向伟大的祖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毛主席死了。 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九月九日，我也刚满二十一岁。 千变万变不离其宗，自然规律亘古不变。我曾经“打倒”过一回的毛主席，在那山呼海啸般“万岁”的呐喊声中，最终也没有能够免除一死，他老人家只得乖乖去了那边。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属于毛泽东时代的上半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算是一个结束。 死去的人没有了生活的时间。 活着的人却感到生活的无可奈何。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我的生活依旧如此简单，眼睛一睁，拉屎、吃饭、上班、喝酒。到了晚上，一躺进被窝，再温习一遍那门必修的“功课”，然后眼睛一闭，昏昏睡大觉。如此这般往复循环，一晃儿七、八年又过去了，我们一向自命不凡的伟大祖国，开始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大步，少年轻狂的我也终于成了一个老小伙子，早已经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直熬到后来的一天，我才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 她的名字我很喜欢，大名叫“杨桃”，小名叫“桃子”。 据她和我说，在她家房后，有一棵桃树，种了好多年。她mama生她的那年秋天，正赶上结果的大年，枝头上挂满了鲜灵灵的水蜜桃。她mama告诉她说，浑身无力的自己，遥望一眼窗外沉甸甸的果实，再看一眼襁褓中的她，对她爹说，我看这丫头就叫“桃子”吧。 我倒没称呼她几天的“桃子”，便改口叫她为“高粱红”。 嘿嘿，高粱红是我给她起的一个外号，她也很喜欢我这样称呼她。我之所以这样叫她，仅仅因为她那水灵灵、胖乎乎的脸颊上，印着两块浅浅的鸭蛋般大小的“高粱红”。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天，就是在教我大口喝酒的师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