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六章 法治为皮，人治为里
热门推荐: 由于李永吉的提前敲打，沈世明这个新首相的上任过程十分低调，不但没有在门前敲锣打鼓，甚至连访客也一概不见，只是按时去国务院上班下班。 就算是上班期间，他多数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首相办公室喝茶看书，平时不太喜欢跟其他阁员来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谨慎，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为公务的事情过来问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听你说一通，等你说完了，他才说此事再议，然后就继续低头看书喝茶。 这种磨洋工似的做法，虽然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却引起了副相王韬的不满。 王韬现在既是内阁副相，又是教育部长，本身又是个有大抱负的热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换言之就是冲劲儿十足，要不然科举改革也不会干的有声有色。 简单的说，王韬是个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华帝国大展宏图，成为一个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为有这种抱负，所以当听说李永昌离职之后，他的心就热了起来，因为他遍观内阁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资历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终没选他，而是选了个几乎没听说过的人来当首相，这自然让他很失落。 不过经过一番打听，王韬也就释然了，毕竟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时间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负责打理的都是皇产，所以应该是内部人员，这样一比，他也就无话可说。 本来他是想认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他不适应，毕竟跟前任相比，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过怠政了。 想当初，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哪怕是皇上的亲哥哥，平时也总是早到晚归，而且经常召开内阁会议，跟大家一起商议各种事情，总是表现的一副虚心求教，兢兢业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大家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可这位倒好，论身份顶多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却不小，来国务院后总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连内阁会议都很少开。 好吧，这样也无所谓，但很多事情是绕不过首相的，因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须加盖首相印才能正式实行的，否则下面的人就不会遵照实行。 没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为了讲求效率跟纪律，讲究的是认印不认人，也就是说下级机构的官员执行命令的时候，不管是谁下令，只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没有加盖相关印签。 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级别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优先级别。 中华帝国的皇帝印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宝之类的，就只有一个用繁体印刻了“中华帝国皇帝大印”八个大字，周围还有繁复花纹的黄金制备的印玺。 之所以没有用玉，而是用黄金，是因为相比玉器而言，黄金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这个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用印。 另外，关于中华帝国皇帝印玺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是写入最高法的宪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玺都有什么职责，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处罚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因为这个皇帝印可以用在各个场合，几乎是万能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万能印。 但也正因为皇帝印几乎是万能印，事关重大，所以对于假冒方面的惩罚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据最高法规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谋逆叛国，所有相干人等不问身份，不问缘由，验明正身之后，在判决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斩立决。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在九族之内也要全部抓捕，进行严格的审问，并根据知情多少，判处斩立决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处罚。 换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内的家属，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国家告密，才可以被判无罪。 可以说，这是相当严格的处罚了。 连皇帝都这样了，下面的各级官僚也是一样，通常一个位子只有一个官印，也就是万能印，并且宪法也都给各级官僚的官印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以法律的形势，赋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权力跟义务。 换言之，偷盗官印假冒官员的事情，风险变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种乱七八糟的印，只有一个万能印，这也能够加快一点行政效率。 言归正传，就政府层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没有皇帝印的情况下，加盖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说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证。 虽说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国务院平级，不过面对内阁成员，特别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与罢免，其他任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内阁首相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顶多只能去监督一下你的行为，然后搜集证据，找皇帝去告状。 这是因为要罢免内阁首相太难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提交众议院，众议院再正式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劾议案，才会让众议院议长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弹劾议案，还得再召开一个听证会，再进行一番讨论并通过，再提交弹劾议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经过正式的开庭审判，经过法庭答辩，最终也判决有罪，然后就会提交判决书给皇帝。 皇帝这边看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通过了，会再下达行政命令，先罢免内阁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权，再送还给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诉，通常会跟着各种刑法民法之类的各种罪名，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确的方法去扳倒内阁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难度有多高。 当然，问题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状，假设皇帝看你不满，要罢免你，那么通常会让你自动辞职，你要不识抬举，要走程序那也很简单，皇帝只要透露个意思，所有程序都会一路同行，不会有半点难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给什么罪名。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中华帝国搞了个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约束，但本质上还是挂羊头卖狗rou的**统治，依然还是人治。 不过呢，要说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也有好处，那就是从程序上设置了障碍，一旦皇帝的权威没有李永吉这么强大，那么四权分立的作用就会正式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影响帝国的运转，起码保持帝国的体统。 比如说宪法里就有一条，一旦元老会觉得皇帝不称职，甚至有叛国嫌疑，就可以提交弹劾皇帝的议案，当然这个弹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复杂更难通过了，但终归是有这么一条。 换言之，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式的**，也可以玩君主立宪式的民煮，运用之妙，全看时代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xue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R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