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3章 汉字造字八法的关系问题研究
汉字造字“八法”的关系问题研究 文/安如山成稿于2014年6月8日 今天，如山来和大家谈谈汉字造字“八法”的关系问题。大家都知道，传统的语文告诉我们，中国的汉字的造字的方法，一般地认为有六法：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上下是也；三曰会意，武信是也；四曰形声，江河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 但如山认为，汉字的造字方法，还有两种，一种是“拟声”，一种是“音读”。 这八种方法里，象形是汉字的总字源，属于汉字的最基本的元素，就象英语的２６个字母一样。指事和会意，是基于象形字的汉字扩展方法，也属于最基本的汉字独体造字方法，也产生得比较早。而形声字，是汉字最为广泛、最为通用的造字方法，可以说占据了汉字形成比例的９0％以上。形声字的产生过程比较晚，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飞速的发展。前面说的这四种方法，才是真正的汉字造字方法。在这四种方法里，最基本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汉字的基本结构只有象形字。象形字既是汉字的意源，也是汉字的声源。汉字的单纯词或者说独体字，一般都是通过象形法创造出来的。象形字才是音形义相结合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它是汉语的基本符号。研究透了象形字，汉字的音形义关系就已经基本把握了。现代的语言学家忽视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一个学生读了这么多年的汉语，也基本搞不清这些最基本的象形汉字是哪一些。这些基本象形汉字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还涉及汉字“六书”的问题，也就是汉字书写方法问题。汉字的书写方法的发展过程，却是与汉字的书写工具和书写平台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不论一个汉字怎么写，用什么样的工具写，写在什么样的媒介上，怎么样地越写越简化，越写越美观、得体，但都改不了其象形的本质。正因为是书写和认知的需要，汉字书写的简单化、美观化、统一化和独体汉字的意义的多元化，是汉字发展过程的总规律。因此，汉字的书写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后面的转注、假借、拟声、音读这四种造字方法，严格地讲，并不能属于造字法，只能说是汉字的生成法。 汉字在产生的过程中、书写的过程中，人们在认知汉字、教学汉字的过程中，不知产生了多少的地区性、时代性、个体性的差异，使人们对这些基本象形汉字进而产生一些认知和理解上的对立和矛盾冲突。所谓转注和假借的造字法，就是为解决这些字形、字音、字义上的对立和矛盾冲突而采用的一种临时性的折衷、协调、解释的方案和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方式已经被广泛地开始使用。后来，秦朝统一六国，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便是统一六国文字。转注和假借，一些是秦时为统一文字而采用的折衷方案。一些是秦之前的文字留下来的历史印迹，应该属于文字考古学的范畴。 拟声、音读的造字法，是在近现代才开始产生的汉字造字方法。拟声和音读的造字法，在现代的社会却是用得最为广泛的。这两种方法，并不为今天的语言学家所重视。拟声和音读造字法的广泛使用，是今天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汉字与国际接轨的客观需要。拟声和音读造字法的广泛使用，也彻底解决了汉字造字的局限性的根本问题。这两种方法，也应该是当今的语言学家应该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可惜，安如山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论据以及概括性的观点和总结。 下面，我们以“车”字为例，对此八法的关系问题作一个比较简单的探究。 车，是一个象形字，是汉字的一个基本符号，是音形义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车，这个象形字产生的时代和不同时代的写法，与车这种交通、运输工具最先产生的时代和发展、变革的过程密切相关。不同时期的车的样子，并不仅相同，从象形造字法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书写工具、不同的书写平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去理解，其当时的绘画、记录其形状的方法更不仅相同。随着书写记录的历史性的过程的演变，车字的写法，慢慢地走向统一，直到秦时，才最后定位于“車”，直到今天，最后简化为“车”。这是车的形源，即意源。车的音源,可以肯定源于不同的车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所以，历史上的车的读音也会不仅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读音的方法，也会慢慢地走向统一，直到今天的普通话里，这个字的读音，仍然保留着“che”、“zhu”这两种音源。在中国的各地方的方言里，读法更是五花八门，不仅一致的。 最后，我们总结如下：第一，我们可以肯定，车是一个象形字，是汉语的最基本元素和符号，其字形、字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逐步统一的过程。第二，车字之义却是一个慢慢扩张、甚至是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 车字创造之时，肯定与当时的车的形态相关。后来，因为不同的车的不断出现，让原来的车不能代表其意义，意义便只得扩张。慢慢地，车的意义便开始向其本质性特征的不同方向开始发展。最初的车的本质特征：一是有轮子。二是在作圆周性运动。三是轮子之间的距离具有固定性。四是通过一定的动力的牵引，它可能实现位置性的变化和移动。五是可以装载一定的物体。六是一定要通过比较复杂的制作过程。具有这六个特征的任何一项和其中几项的事物，中国人都把它叫车，这是汉语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普遍方案。这是名词性概念的“义”的扩展。体现了内涵与外延的多重不协调性，其他非汉语都不具有这个特征。 车字这个字的“义项”的扩展，仅仅表现在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上还远远不够，慢慢地又开始向词的语法作用上扩展，并开始向动词、形容词、量词、副词和虚词的方向扩展。车字的音形义系统，通过这些复杂的发展过程，到今天为止，已经发达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义集”。所以，汉字，特别是最基本的象形汉字，一般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成为一个极其庞大和复杂的义集。 与此同时，这个复杂的义集仍然满足不了历史的发展的需要，便又开始了造字方法的扩展，大多的时候，就会通过指事、会意、转注、假借、拟声等诸多的能事来扩张这个字的义集，来标识这个字的各种状态下的不同的意义，以实现其类别的归一和划分。车具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制作方法、不同的运动方式、不同声音体系、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不同的价值，人们为了区别这些种种的不同，便开始通过形声字的造字方法，来对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同进行具体的划分。这样，“车”成了形旁，与声旁结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车字组的形声字集合。车字形声字的集合便又形成了车的巨大“类集”。 车字通过其义集和类集的扩展，仍然无以满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类集又只得通过语法修饰的方式，来达到类别扩展的目的，以达到义项的进一步的扩张的目的。这类发展的出现，也表现了汉字义集和类集局限性的十分无奈。因为，这个复杂的义集和类集的整合，都无法解决事实和现象的矛盾以及类别的复杂性问题。这样就出现了火车、汽车、自行车、三轮车等汉字的形声性特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从汉字的概念性特征来说，这些偏正性结构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某一个“形声字”。但后期的汉字造字法都没有坚持按形声结构对其进行类别化分析的方法去造字。大概到了隋朝初期，汉语的类集扩张方式就基本拒绝了“形声扩张”的方案和方式。所以说，大部分的汉字，主要产生于隋朝之前。隋朝之后，汉语的义集与类集的扩张，则主要通过叠声、叠韵、联合、编正、动宾、动补、宾补等造词方式来实现其目的。这是从字的“义集类集”的整合向词的“义集类集”的整合方向发展的必然性，也是汉字的局限性所导致。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合，全球化的现象的出现，汉语的字集和词集的发展，又开始向音读的方向发展。到这个时代，汉字的形声造字功能才开始彻底的丧失。例如，美国人说jeep,汉语便很无奈，只得音读为“吉普”，类别为“吉普车”。英语的“car”,是一个车类，汉语只得音读为“卡”。“卡车”、“吉普卡”、“摩托卡”之类的类别性说法又应运而生。在西方基本的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时代，汉语还能保持“形声字”造字法的基本方法，将一些西方科学进行了具体的类化。如汉字对元素周期表内的化学元素和有机化学的基本组成等职，都有这些方面的最基本的坚持，如“钔”、“酚”和“苯”等。后来，大量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汉语的词汇集合。汉语唯一解决其扩张范围的方法便是“拟声”和“音读”这两种方法了，而且最根本的方法是音读。今天的汉语，已经开始向直接书写外语的方向发展，连音读的方法都懒得采用了，如OK等。 也不知如山把汉字“八法”的关系问题是不是讲清楚了。如果不清楚，今后再慢慢地去逐个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