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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出发,上沪!

    1978年1月1日,元旦。

    此时的元旦还没有实行休假三天的制度,建国初期,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全民节假日放假共7天。

    元旦1天,春节3天,劳动节1天,国庆节2天。

    生产工人如要另行请假,则需要上报单位批条。

    全员职工大会之后,厂里需要进行几日的人事变动,这时的假最容易批。

    加之在余晓丽的牵线下,聂家三兄妹的请假批条没遇到什么阻碍,很快到手。

    临出发一小时前,聂爱红脱下了那身没什么颜色的技术工人制服,换上了带泡泡袖的粉红色衬衫,再搭一件新踩的水红色棉衣。

    她站在镜子前,左右摆弄了一会儿,又是整理袖子,又是打理辫子:

    “哥,你说我这身出门行不行啊!”

    一边的聂子健哼着淮曲《杨排风观灯》的调子,头发罕见地焗过了油,见状直笑道:“姐,我说你这辫子,拆了绑绑了拆,干脆剃了得了!”

    聂爱红瞪了他一眼:“谁问你了!”

    相比兴致勃勃的姐弟两人,聂子航显得格外镇定,拿着《上沪文艺》的样刊装进帆布包,又将兑换过的全国通用票证一并塞进口袋:“挺好的,我们到上沪应该有不少时间,可以把该逛的地方都逛一逛,买点东西。”

    “好啊!”聂爱红眨了眨眼睛:“晓丽姐什么时候来?”

    正说着,屋外传来一阵轻柔的敲门声。

    “说曹cao曹cao到了。”聂子航走过去开门。

    1978年的第一个早晨,阳光大好,晴色旖旎,一身蔚蓝色及膝大衣的余晓丽站在门口,内里穿一件羊毛毛衣,左手挎着褐色的女士单肩包,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聂子健在聂子航身边探了个头出来,睁大了眼睛:“晓丽姐,你今天特不一样!”

    余晓丽温和笑道:“哪里不一样?”

    “嗯……变漂亮了!”聂子健察觉到话里的漏洞,立马纠正道:“不不不,不是变漂亮了,啊不,也不是说你以前不漂亮……不是,我的意思是……”

    余晓丽“扑哧”一声笑了,聂子航则微微笑道:“他的意思是,你没戴那顶灰色的技术帽,让人有点不习惯。”

    “真的是子健不习惯吗?”

    聂子航让了半个身位:“嗯,是爱红不习惯。”

    苏南县火车站。

    1978年的购票流程与后世相比,其实没有很大的差距,在售票窗口前排队,出示证件,付款,拿票。

    不同的是,七十年代很少有订票的说法,大部分乘客都是即买即走。就算是委托亲戚好友帮忙提前买票,启程时间也大多在24小时之内。

    原因之一,还是票源需求太大,像苏南县火车站这类的中转小站,在元旦这天也排起了小长队。

    “聂子航是吧,证件。”

    “还要买两张票,都是往上沪的,这是他们的证件。”

    售票窗口的女售票员双手如飞,一边在窗口下的小铁盆里取证件,一边拿钢印盖章,动作之迅速,恨不得长出四万八千只手来处理购票问题。

    “4张票6元钱,有座,10:30分开,记得早十分钟到月台排队,上车前还要查一次票。”

    “谢谢你同志!”

    很快,四张硬板票到了聂子航手里。

    自50年代起,除了特殊线路与罕见车次会使用需要填写的纸质代用票,铁路乘车绝大部分车次采用硬板票的发票形式。

    硬板票由铁路局专门统一印制,存放在专用的客票库内,再分发到下属各个车站站点。

    在乘客购票之后,售票员将车次、时间、座位等信息贴到硬板票的其中一面。

    譬如聂子航的手里的这张火车票,一面用钢印盖着铁路局的签发时间,一面从最右顶格起,贴着苏南-上沪的站点信息。

    然后是途经站、车票价格1.50元、是否硬座。

    由于苏南距离上沪极近,近乎唇齿之交的省份,作为短途的火车票价也就便宜不少,若是从重庆直达燕京的长途,在78年可能要13-15元不等的火车票价。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不远处,余晓丽与爱红、子健围在一架卖麦芽糖的小推车前,看着一个穿围裙、戴包头的大婶用宽面小刀掂起一条白花花的糖筋,利落切下几刀。

    啪啪啪!几小段麦芽糖飞速落进糖锅里,紧接着又如葱段般被切作小块,大婶手扣着刀柄,颠勺似的将半斤麦芽糖装进袋子。

    “东西好啦!查查,半斤糖!”

    聂子健兴高采烈地接过袋子,让麦芽糖醇厚的香气涌入鼻腔:“真香!谢谢大婶!”

    聂子航结束了近1小时的排队苦旅,把硬板票交给另外三人。

    “上车了。”

    ……

    如果观看一部关于七十年代的纪录片,提及坐火车,那么观影者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是密不透风的人群。

    车厢和车门塞满了购票坐车的旅客,而身手矫健的则通过攀爬车窗的方式挤入车厢。

    如果时间线再拉早一点儿,五六十年代,或者建国初期左右,火车的车顶上还坐着得意洋洋的少男少女。

    毫无疑问,这是一個年代的缩影。

    但到了1978年,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随处可见。

    例如聂子航所在的苏南县月台,等车的乘客零星散布,并没有想象中的人潮汹涌,出远门的乘客在灰霾色的月台天顶下登车。但人群并不沉默,也不疏远,三两结队的友人低头说笑,排队等待检票的陌生人彼此闲谈。

    聂子航在登车时听到这样的声音:

    “侬豁脚去桑嘿撒(你顺道去上海吗)?”

    “回测看看小鬼丫头(回去看看小女儿)。”

    汽笛声响起了,车厢内充斥着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气味,聂爱红和余晓丽在一边坐下,子健与聂子航坐在两个女人的对面。

    “这还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呢。”

    车窗外的景色开始加速倒退,说话的聂爱红几乎趴在车窗上,眺望着远去的苏南县月台。

    这是她人生中乘坐的第一趟列车,但一定不会是最后一趟。

    “你呢,子航同志,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吧?”

    不用抬头去看,聂子航也知道问话的是余晓丽,但他的目光还是从手上刚取出的《上沪文艺》里抬起,褪去技术制服的余显得格外光彩照人。

    他微微一笑道: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

    汽笛响了第二声,后座倏然传来激昂的二胡声。

    是一首《东方红》。

    一车厢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曲调结束之后,邻座的老人欣慰笑道:

    “姑娘,能不能再拉一首《送别》?”

    “当然好!”

    悠扬的二胡再次响起,余晓丽与聂爱红跟随曲调哼唱了起来。

    这样温暖和煦的氛围,聂子航还是第一次体会。

    他在“长亭外”的歌声中,再次把目光落向《上沪文艺》。

    首页前版,冯既才先生正在连载《义和拳》。

    在小说末尾,聂子航忽然瞄到一则告示:

    《上沪文艺》编辑部敬请各位作者于1月2日年聚。

    这不巧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