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贼诗不中和也！

    二月十五，监察御史王彭年上书论苏东坡在讲读时所进汉、唐事迹，认为这些事迹非道德仁厚之术，乞行对苏东坡进行诛窜。

    王彭年在上书中说，自己伏见陛下“好学不倦，圣敬日跻”。而左右的讲读，必须要选择天下“端亮忠信”之臣，务必以道德辅成圣性，若使“邪伪险薄”之人妄进jian言，以惑天听，恐为害不细。

    老王说他已闻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东坡每当进读，未尝平易开释，必因所读文字，密藏意旨以进jian说。以至于听到过他言说的人，无不震悚。所进汉唐事迹，多以人君弑戮臣下及大臣不禀诏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为献。若此言者，殊非道德仁厚之术，岂可以上渎圣听。

    王彭年还觉得，苏东坡的性识险薄以至如是，故其jian谋则有所在。窃恐欲渐进邪说，大则离间陛下骨rou，小则疑贰陛下君臣。jian人在朝，为国大患，不即远逐，悔无及矣。苏东坡这个人，自以素来诋谤先朝语言文字至多，今日乃欲谋为自完之谋，是以百端jian谲，欲惑天听。若此人者，岂宜久在朝廷？因此王彭年请求朝廷二圣（哲宗与太皇太后）“深垂鉴照”，特行诛窜以谢天下！

    王彭年还贴黄（补充）道，苏东坡本为翰林学士，职在侍从，凡论政事，宜明上章疏，指陈是非，其在讲读，即非议论政事之所。但他于体当上章疏而不上，于不当奏事之处而论奏，动远故常，必挟jian罔。

    对于王彭年的指摘之言，太皇太后自然是不以为然，所以此事也就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三月初四，与苏东坡过往甚密的时任中书舍人、临江新喻荻斜（今江西樟树市）人刘攽（字贡父）卒。

    其兄刘敞（字原父），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为人耿直，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因此与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

    但是，在苏东坡眼里那位“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人谁念此翁”的兄长刘敞，早就故去了，仅剩的刘攽如今也离自己而去。回想起与刘攽在一起互谑为乐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

    宋时，世人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年不幸正患有此疾。

    元佑中，二人同为从官，曾经常在一起论诗、打赌并以此罚金。贡父先说了一件事：

    那时他在曹州做官时，有一盗贼入户夜盗，只见室内无物，仅有书数卷尔，乃举子所著五七言（诗）也。“盗忌空还”，该盗贼于是顺手取一卷而去，及至家里，盗贼观其诗后竟爱不释手。次日盗败，捕快们遂将诗卷取走，盗贼竟思忖着贿赂官吏想私下将该诗抄录下来。官吏急了，且问其故，盗贼说，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闻之惊喝道，——贼诗不中和也！

    元丰中，诗狱兴，凡馆舍诸人与苏东坡唱和过诗词的都被连坐。

    一次，刘贡父与苏东坡在僧舍中闲话时，又给东坡先生说了一个段子：

    有一举子，与同里子弟相得甚欢，此同里子弟有几天没有出门，乃询问其家人。家人说，昨日被官府拿去，不过随后又被放出来了。又问缘由，家人道，他不幸和着贼诗了！苏东坡听了这一段子，也不免哑然失笑，知道这是老刘在打趣自己的。

    可是，在何去非之子、自号“韩青老农”的何薳（字子远）所撰《春渚纪闻》笔记集里，也记载有苏东坡与刘贡父互相打趣的段子：

    一日，刘贡父与东坡先生拥炉于惠林僧寮，还对先生说了一件事：

    刘贡父说他有一邻人，其子突然对父亲说要从师读书，勉赴科举，以便重振家业。其父听后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倘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且有一事不可不记，出门在外，若有友人与你唱和须小心了，切莫和却贼诗，以至狼狈而归也！

    刘贡父本意是揶揄东坡先生，当年凡与之和诗者如王晋卿、周开祖之辈，皆以和其诗为累。

    谁知，东坡先生听罢，也给刘贡父说了一个段子：

    他说，当年的孔夫子自卫返鲁时，众人都以为可以近距离见到夫子了，于是奔走相告。等到孔夫子真的到来之际，由、夏之徒则又惶惧相告，奔踔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环顾市中的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此事过后，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夫子塔”。

    刘贡父虽得大风恶疾，仍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东坡此说，寓意盖反笑贡父也。

    二月既望，苏东坡的馆阁生涯终于宣告结束，在太皇太后的不舍中，屡次乞请转任郡职的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出知杭州。

    苏东坡还获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镀金银鞍和缰绳一副，马一匹。

    苏东坡接到任命，在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后，连忙上了两道谢表。

    这次的人事安排中，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亦被罢资政殿学士，出知陈州。老胡被谏官弹劾为：身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东坡、孔文仲各以亲书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cao心颇僻，岂可为执政。

    于是，胡宗愈亦力求罢免，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苏东坡在收到任命后的闲暇里，先是在李公麟的《龙眠山图》上作了跋，弟弟子由亦赋诗。再就是在自己收藏的或许是蔡承禧所赠的端砚上作了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

    此砚在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风云之后，公元一九八五年被发现于河南商城县鄢岗乡周寨村的农民周大宇家里。该砚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4.7厘米。砚面上方刻有一龙形图案，图案边有一峨眉形水凼，下方是凸起的研磨处。此砚右侧阴刻正书：端砚之精，紫云之英。纪年南宋，以锡陶泓。天圆地方，四远不悖。心苗种之，嘉禾生瑞。道光八年，文物馆主人杨星曜收藏并铭。

    就在苏东坡为了能顺利外任之际，给事中赵君锡又上疏乞求朝廷收回对苏东坡的杭州任命。

    赵君锡是这样说的：这次苏东坡的外任，虽然圣恩优渥，待他不薄，而中外之望，“缺然解体”。为啥这样说呢？苏东坡的文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百年以来，惟杨亿、欧阳修、苏东坡等数人而已。中间因李定、舒亶之辈挟私媢嫉，中伤以事，几陷不测。赖先帝圣明，卒得保全，及二圣临朝，首被拔用。

    赵君锡觉得，苏东坡由于感恩朝廷的非常之遇，常常是“知无不言，言之可行，所补非一，故壬人（巧言谄媚、不走正道之人）畏惮，为之消缩。”以至于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东坡先生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今东坡飘然去国，则jian邪之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jian邪之辈将趁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苏东坡到了州郡任职，虽足以发其所存，承流牧民，但因设施有限，所利未广。岂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有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jian邪寝谋，善类益进。

    因此，赵君锡还是伏望朝廷能够收回苏东坡的最新任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赵君锡，字无愧，也许在他自己的眼里，他的这番言论也是问心无愧的吧。

    好在太皇太后并没有理会赵君锡之流的所谓好意，不然苏东坡不知该会多么的痛心与遗憾呢！

    李方叔来到东坡先生处，给老师讲了范蜀公范镇去世前的一些异象：就在范蜀公将要去世的前几天，他的胡子与眉毛几乎一夜之间全又转黑了，就像是画的一样。

    东坡先生认为，这些现象说明了蜀公平素时常静心养气，寿数虽尽、形体将尽但是气血尚且不衰，所以才由内发于外了吧。范公家族的男人大都长有四个rutou，本来就与常人不同，加之又有德如此，当他去世时，必然也会有异于常人之处，不会与万物一样同归于尽，定有一些不为人所知之处。

    四月十一日，有谏官上奏，说前宰相蔡确在知安州时，曾作诗借唐朝宰相郝处俊事诽谤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闻知后，准备将其贬往岭南的荒蛮之地。

    蔡确这个人，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嘉祐四年进士。初附王安石以进，累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善观皇上之意，与时上下。及知神宗已厌王安石，即疏其过以贾直。又善以起冤狱以夺人之位而居之。劾罢熊本，遂代其为知制诰。治陈安民狱而劾罢中丞邓润甫，遂得迁中丞。弹劾参知政事元绛，遂得代其位。

    三年前，蔡确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县）。次年，因他弟弟蔡硕的事被削夺官职，转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转任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

    对于这样一个人，苏东坡本来是极为厌恶的。但是，东坡先生自认为近来蒙受皇恩特准外任杭州，不敢因为被外放的缘故，便将自己与一般人混同。听到了什么事关朝廷安危与体制之事，自然不敢有所隐瞒或漏报。

    东坡认为，关于对蔡确的处置这件事，天下人都在观望着皇帝与太皇太后辉怎样处理。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苏东坡觉得自己目前仍旧身为侍从，理应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朝廷对蔡确处罚太轻，则天下人一定会说皇帝陛下听到有人诽谤太皇太后而不愤怒，这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是一种损害。如果时加重处罚，则会有人会说太皇太后本来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其度量可与天地比齐，朝廷不能容忍一些个批评之语，对于实行“仁政”也不无危害。

    苏东坡的意思是，有皇帝陛下降下敕令，命令有关部门对蔡确彻底调查。然后，再由太皇太后亲自下诏说，自己本是有缺点的，怎么会听不进一点不同声音。蔡确本为辅佐大臣，应当知晓必要的臣子大义，现在收缴上来的一些诗文，未必就是蔡确所作。令一切不再过问，其诗文张贴于朝堂之上，这样一来，太皇太后的仁德与皇帝陛下的孝道就全都得以保全。

    在苏东坡看来自以为完美无缺的设计，到了朝堂那里却被意想不到地压了下来。也许，官场生态的复杂，君臣关系的平衡，远不是苏东坡这样一个一腔热血的文人所能揣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