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财政支出
第341章财政支出 治理黄河是件大事，加上朱瞻又提出了重开隋运河的大工程，这就使得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和庞大。 原本只是户部和工部就能搞定的事情，变得必须要报到皇帝御前，由各部商量着来了。 为了能够更好商讨这件事情，朱瞻也通过水镜和朱高炽一起参与了御前会议。 “郑王提出的计划都知道了吧？说说看，你们怎么看。”朱棣放下了手中的折子，转头看向了一旁候着的六部尚书，见没有人主动发言于是主动点名道：“夏元吉，你们户部先说吧！” 但凡要花钱的事情就绕不开户部，所以夏元吉对此也早有准备，于是开口道：“回皇上，若只是每年投入一笔银子整修河道，让各地方自行治理当地水患，这个开销并不大，户部也很好做这件事。 即便是按照郑王殿下所说，将一个大工程分成几年，一年完成一点，对于户部来说都能够接受。 但重开隋运河……这开销太大了，臣计算过，若是以朝廷去年的岁入和支出来计算，想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朝廷至少要投入至少十年的赋税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程。” 十年，无疑是一个漫长的数字，对于朱棣来说这么长的时间是他所不愿意去等的。 而且对于朝廷来说，长达十年的时间持续性的向一个项目投入海量的钱粮，也是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 这当中牵扯和涉及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于十年时间，都够喂养出一个利益阶层来了。 不过夏元吉也补充了一句：“这是臣按照往年朝廷维持正常的支出、而且不额外增加赋税的情况来计算的，至于说倭国的白银和南洋的海贸收入，这部分并未列入其中进行计算，还请皇上明鉴。” 听到夏元吉这么说，朱棣倒是微微颔首，对夏元吉说的这个情况略微感到能够接受一些了。 毕竟朝廷今年从倭国拉回来多少白银，又从南洋的海贸中获得了多少利润，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这两块的收入，已经不比朝廷一年下来收上来的赋税少了。 所以对于如今的永乐朝来说，大笔的开支倒也不是花不起，只是相对来说需要做一个计划，不能说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样的话很容易让财政出现问题。 “工部说说看，如果重开隋运河，大概要花费多少银子？”朱棣对夏元吉所说的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随即便向工部发去了询问。 作为主管朝廷工程建设的部门，修运河需要户部出钱、调动役夫，工部要出的则是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拿出整个工程预算。 “回皇上，根据工部的计算，重新开凿一里运河大约需要花费五万两银子，若只是疏浚和清淤，则相对开支较低，大约是两万两银子！根据通济渠和永济渠的情况来计算，考虑到有些河段尚能通行，工部给出的预算总体开销最少要在两千万两银子以上！”工部尚书宋礼报出了一个堪称天文数字的预算。 虽然这个时代工程预算做的很粗放，但宋礼给出的数字也是有足够的理论依据的，至于说每一里的造价，则是宋礼按照朱瞻的要求做的一个估算，方便大家了解修这么一条运河到底要花多少钱。 而且宋礼还是尽可能的乐观估计，把数字往保守了说的，完全重开的话，那个数字就算是把大明未来十年全部的财政收入都填进去也是不够的。 听完了宋礼的报价，一旁的朱高炽不由得心疼的说道：“永济渠全长一千九百多里，通济渠长一千两百多里，单只是一条运河想要修好就需要花费两千万两银子不止！ 或许故隋河道还能用，只是需要清淤和重开，并不需要完全重开，但这个开支对于朝廷来说还是太大了！ 即便按照瞻说的将这个工程分成十年来完成，朝廷每年依旧需要投入至少四百万两银子的钱粮，同时还要动员超过二十万人的役夫！ 维持这种规模的投入十年，这对于朝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说，还很有可能酿成前元红巾军旧事重演！在这件事上朝廷必须慎重！万一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朱高炽的性格或许是受了多年以来监国的影响，表现得有些保守和谨慎。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朱高炽这样的性格却也不能说有问题。 毕竟修运河无论有着怎样的好处，朝廷考虑的又有多么周详、投入又有多大，在这个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来进行工程建设的时代，这样的大工程对于民力都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损耗。 即便能够做好规划，分成十年来完工从而减轻民力上的消耗也是一样。 所以对于本身更偏向于与民生息的朱高炽来说，他确实不希望朝廷过度消耗民力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是民不聊生，最后官逼民反。 一旁的礼部尚书吕震此时也开口说道：“太子爷顾虑的是，朝廷虽然是一片好心，想要打通故隋运河河道，从而让安徽、河南等地经济流通、改善民生，但这样的大工程对于民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稍有不慎酿成民变，对于朝廷来说就本末倒置了！不若还是将这笔钱用来兴办教育，教化当地百姓，只要他们能够读书识字，将来多出一些人才报效朝廷、回馈地方，也不枉朝廷对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吕震虽然表达了对朱高炽的支持，但话里的意思却还是惦记着他们礼部的那点小九九。 教育可是他们礼部管着的，如果朝廷真的把大笔的钱投入到教育上，他们礼部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了。 而且吕震的这个建议也不能说他错，兴办教育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那就是最标准的政治正确，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朱瞻此时却出言反对道：“读书人大多不事劳作，依靠家族、朝廷供养，考中秀才就可以免交赋税、不用应差服役，这样的人越多，朝廷的负担就越重！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想着的是考中科举做官，一次不中来年再考，往往蹉跎十数载岁月也不肯放弃。 更不用说还有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说法，一个个的只想着自己金榜题名之后如何如何，却从未想过自己没考上之前要做什么。 这种人大多严重依赖父母、家族的供养，甚至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拖累。 虽然兴办教育、广播教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个度的！百姓一股脑的都去经商不行，一股脑的都是去读书也不行！还是要有人种地、纺织和戍边的。” 兴办教育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对的，大力培养读书人也确实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民生的发展。 甚至于在过去的历朝历代，当地读书人考上科举数量的多寡，也是评价一个官员是否合格，以及升迁的重要标准。 但凡事都是有个限度的，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只能说国家养不起这么多的读书人。 甚至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即便只是一个扫盲，对于封建社会来说都是一项遥不可及的工作。 原因也很简单，生产力太低了，养不起。 在封建时代学习文化除了最基本的书本、笔墨和师资的开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出就是时间成本。 封建时代形容读书人往往用一个词叫“十年寒窗”，虽然他们学的是儒家经典，课本也就只有四书五经，但想要学出个名堂，学有所成能够参加朝廷的科举，十年时间都还是往短了说的。 那些家境好的，大约五六岁能够开蒙，读到十几岁已经能够参加童子试的，便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少年英才。 一般情况下可能要到八九岁才有机会读书，因为大明律法规定的是“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皆入社学”。 如果是顶格的十五岁开始读书，等学有所成，不说高中进士，仅仅只是中个秀才也差不多快三十岁了。 以古人的寿命来说，这基本上算是蹉跎了半生了。 所以即便在朱元璋时代，曾经下令府、州、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明朝的教育普及率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民间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人识文断字是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明朝兴办教育是历代最多的，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识文断字的人大大增加，教育普及度也远超历代，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就眼下的情况来说，朱瞻那一句“养不起”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像后世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户家庭倾其所有十几年一样，在大明供养一个正经的读书人也是需要一户家庭，甚至是一整个家族花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 若是将几百万两银子都投入到办学上，这确实可以培养出大量的读书人和大量的人才，但这些读书人大多数学的是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并不像后世学的更多是科学文化知识，指望他们能够提升社会发展搞科研什么的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读书人清贵，常年握笔杆子的手让他们再去握锄头耕田种地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能做到耕读传家的都已经是极少数，就更别提躬耕陇亩了。 所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前，想要普及教育并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不过在点明当今读书人的现状之后，朱瞻倒也补充了一点：“大量的为考取功名而读书的读书人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朝廷确实可以加大在社学方面的投入，让百姓识文断字、从而明白事理，若是礼部是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孤是支持的，并且愿意每年拿出二十万两银子来支持这件事。” 朱瞻这一副说辞让吕震一下子变得无话可说，毕竟兴办教育和劝课农桑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总不能说让老百姓都去读书，而没人耕地吧？ 所以吕震也只好闭上了自己的嘴，不再多说什么。 在朱瞻摆平了吕震之后，他又转头对自己的太子老爹说道：“爹，开凿运河确实花费甚巨，但这两条运河打通之后，每年能为朝廷带来多少收益你算过么？” 运河修通能带来多少收益，这个问题朱高炽当然考虑过，他也知道如果能够把运河重新疏通，让开封、洛阳等地重现昔日盛唐、北宋时期的繁荣，对于朝廷来说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政绩，但他还是忧心朝廷的财政开支。 “瞻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如果朝廷真的重开故隋运河，这也就意味着朝廷未来十年都不能有其他大的动作了，甚至于任何天灾人祸都能让朝廷入不敷出，也没钱进行大规模的战事啊！”朱高炽有些类似于后世那些总想着把钱存起来以防万一的老一辈，并不是他们不懂投资的好处，只是他们更愿意选择稳妥。 面对朱高炽这样的态度，朱瞻略感好笑，但也能表示理解。 不过他随即便对夏元吉问道：“夏尚书，你刚才所说的是按照朝廷往年的正常财政收入来算的吧？从倭国每年流向大明的两百万两银子，以及朝廷开放海禁之后，户部从市舶司收上来的赋税，另外朝廷自己进行南洋海贸赚的钱，你都没算进去吧？” 朱瞻的这番话倒是让夏元吉脸上有些赫赫，他刚才确实没有把朱瞻说的这些都算进去。 倒不是说夏元吉故意忽略了这些，而是这些钱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夏元吉为了稳妥起见才没有计算这些在他看来并不固定的收入。 不过现在朱瞻问起，夏元吉也不藏着掖着，随即便说道：“按照户部的估算，倭国如今每年可以为朝廷带来约两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市舶司的税收岁入、加上经营所得应当有一千万两，这笔钱大约与朝廷每年的赋税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