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熬鹰驯犬(下))
屋内本来没有风,却灯火闪烁,让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忠贤,你也是宫中老人了。朕记得你是隆庆二年(1568)生人,是吗?” 魏忠贤本来也只是想试探一下罢了,现在知道自己或许是做得有些过火了,已经触怒了皇帝,正欲辩解,却没想到皇帝问了那没头没尾的问题,这让他更是惶恐。 “回皇爷的话,老奴确实是隆庆二年生人,如今五十四岁,已经是入官侍奉二十余年了。” “嗯,二十多年,辛苦你了。” 此时魏忠贤已经是全身血管发凉了,“窟嗤”一声跪在地上,头如捣蒜,泪流满面(这次倒是真的)。“皇爷…奴俾…” 朱由校仍是坐在椅子上,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说到。“忠贤啊,你年龄大了,该休息休息了。这些事情难为你了,东厂厂公这个担子对你来说或许还是太重了。” “皇爷,老…老奴还有用啊,老奴愿为陛下尽忠呀…”魏忠贤以头抢地,啜泣不已。 朱由校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自觉得敲打还蛮有效的,他又这样等了一会儿。 “起来吧,混账东西。” “是,是,皇爷教训的是。我混账、我混账。”魏忠贤听了这话,立马站起身来,缩着脊梁,转悲为喜,挤出笑容(他妈的笑得比哭的还难看),一边说着,一边还要扇自己的巴掌。 朱由校实在看不下去了,只能佩服这斯不愧是地痞流氓出身,真是个好狗腿子,好生的不要脸皮。 “好了,堂堂东厂厂公,朝廷官员,如此像市井泼皮一般,成何体统!” 这句话虽然也是训斥,但魏忠贤听了之后,不但不觉得恐惧,反而十分的高兴,因为这说明皇帝说要撤他职什么的只是气话,自己的地位保住了。 “奴俾不过是陛下家奴罢了,若是陛下欢心,奴婢就是千刀万剐,也是甘心。”魏忠贤又开始了,那极度谄媚的讨好,惹的人rou麻。不过,多年来朱由校对此早倒是已经习惯了,并没有说什么,也算是接受了。 “行了,说正事吧,山西的事情到底办的怎么样了?” “回禀圣上,”知道皇帝的性子,于是找个泼皮流氓出身的太监也严肃了起来,双手做长辑,低着头正对朱由校做着汇报,一举一动可以说倒是很符合礼仪点规的。 “山西的问题是真的难啊,晋商走私,勾结东虏是不假。可如果没有上下打点,一群商人怎么可能和长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呢?这山西的边关,可以说是上上下下…都不干净。” “当然,那群人确实不敢拿奴婢怎样,毕竟要看圣上您的面子。可奴婢派下去的人,一到了乡野田间,这个遇到了虎豹豺狼,那个遇上了土匪强盗,一个个死的不明不白,长此以往,谁还敢办事啊?” 其实魏忠贤把事情夸大了一些,希望以此来向皇上要些权力,但事情基本就是这个事情,与他所说的其实大差不差。如果不把边关的军官、士兵们都贿赂一遍,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走私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的。 看来还有肃清山西的官场内部吗?朱由校目前还并没有发动大清洗的能力,而且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 所以朱由校并没有思考太久,就想出了对策。“叫锦衣卫的人过来吧。” 魏忠贤突然一愣,他本来是想了想,皇帝寻求支持,扩张权力的;却没想到,到皇帝把锦衣卫叫了过来,如此一来不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助长了锦衣卫的威风。 “好了,魏大伴。别愣着了,走吧,随着一起回皇城。永寿,到时候直接叫刘侨(锦衣卫指挥使)来乾清宫见我吧!” 朱由校在西苑呆的太久了,该回家了,毕竟妻子和弟弟都还在等着他。 而魏忠贤听到皇帝叫他“大伴”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后,立刻喜上眉梢,侍奉着朱由校一同离开。毕竟最大的倚靠不是别的,只有皇帝的宠信而已。 坐在回宫的马车上,朱由校看着昭和殿的灯火,听着传来的若有若无的丝竹之声,忽然有了一种“年轻真好啊”的感慨,但又想到自己此世的年龄,好像才刚刚十七岁,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小,又升出一丝不协调的氛围。 朱由校赶快甩甩头,没有让这种诡异的思考继续下去,看来枢密院的官员们应该享受着极好的宴欢之乐一一年轻真好啊! 朱由校回到皇城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先是见了皇后张嫣一面,随后又与朱由检续了一下兄弟情,检验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功课。一家人在一起吃着下午茶,聊些家长里短,朱由检还是总角之年,正是小孩最活泼的时候,总是缠着兄长问东问西的,而魏忠贤则站在一旁,伺候着。 不过皇弟却似乎总是透漏出一丝对魏忠贤的厌恶,这又让朱由校是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历史。 到刘侨前来进见的时候,已经是酉时(下午5点)了,朱由校的工作又要开始。
他给锦衣卫布置的工作很简单:晋商与东虏勾结,总是会留下证据的,有证据就要查找证据;没有证据,就要创造证据。 很不巧,锦衣卫对着两者都很擅长,当然,尤其擅长后者。只需要随便“找”几个污点,就可以让不少的走私犯胆寒了,到时候他们的保护伞自然也不敢出手,只会寻求自保,不敢引火上身,为此自然也会愿意出些钱平事的;而自己这次的目的也不是治本,只求捞一波钱。 有钱的富商抄家灭门,再让东厂、锦衣卫向山西那些官员收些好处做“封口费”,到时候自己的内帑又能多出数百万两银子,就是不知道手下人干“抄家”这种油水满满的工作,会劫流几成。 当大明朝的两大特务头子离开紫禁城时,天已经黑了。 朱由校做在书房里,提笔写下了明天要交给枢密院的内容: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犯顺而三韩不守,其故何欤? 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至于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阵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额,何道可复? 今虽东虏猖獗,河套有可复之机,边外尽可作之事。但难于东虏窥伺,胡野匮乏。近降夷继至,作何安插?插套连合,作何问破? 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 这些都是他希望枢密院可以帮忙解决的问题,改革不易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自己消灭晋商赚来的钱,只能当一时;这种方法只能应急,不能长久。想要整顿财政,除了整顿吏治,还是要从户部下手。 朱由校一边想着一边批着公文,这时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而这封文章的落款写着作者的名字:毕自严。